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十日，王有财历经漫长而曲折的旅途，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富顺老家。
王家大宅顿时沸腾了起来。母亲刘氏未语泪先流，拉着他的手上下打量，嘴里喃喃着“瘦了瘦了”；父亲王德富虽然努力维持着一家之主的威严，但微微颤抖的手和泛红的眼眶也泄露了内心的激动；哥哥王有金和嫂子艾米莉也早已从威远钢厂赶回，一家人总算团聚。
王有财带回来的礼物在客厅里堆成了小山，每一件都引得家人阵阵惊呼。
给父亲王德富的是一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蚝式恒动日志型手表，以及一根镶嵌着翡翠顶珠的美国希尔森（Hixson）手杖。王德富戴上手表，拄着手杖，在客厅里踱了两步，自觉气度瞬间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给母亲刘氏的是一件极其柔软的美国哈德逊河牌（Hudson''''s Bay）加厚羊毛毯和一整套雅芳（Avon）化妆品、香水。刘氏摸着那滑腻的羊毛，闻着从未体验过的馥郁香气，又是欢喜又是心疼：“这得花多少大洋啊...洋人这东西，抹脸上能成仙不成？”
给哥哥王有金的是一套瑞士精密工具组和几本最新的英文版冶金学期刊。王有金如获至宝，当场就拿起一个游标卡尺比划起来，连声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比咱们厂里用的强多了！”
给嫂子艾米莉的则是一台最新式的美国通用电气（GE）电唱机和一大堆爵士乐、古典乐唱片，以及几盒她思念已久的好时（Hershey''''s）巧克力。艾米莉惊喜地捂住嘴，碧蓝的眼睛里泛起了泪花，连连道谢。
就连家里的老仆人福伯、管家、账房先生，乃至门口站岗的保安团士兵，都人人有份，或是派克（Parker）钢笔，或是芝宝（Zippo）打火机，或是厚实的美国军靴，皆大欢喜。
接下来的几天，王有财谢绝了一切访客和应酬，彻底放松下来。他每天睡到自然醒，吃着母亲亲手做的、久违的家乡菜：回锅肉、麻婆豆腐、担担面...胃里踏实了，心也就安定了。他需要时间倒时差，更需要时间将在美国金融市场和外交场合高度紧绷的神经舒缓下来。
几天后，精神养足的王有财开始在家附近闲逛。他没有坐车，也没有带随从，就穿着一身普通的棉布长衫，信步走在富顺县城的街道和城外的乡间小路上。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虽然他的农业改良和“以工代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川南的困境，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艰辛依然无处不在，并且以一种极其具体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
物价飞涨，法币毛得吓人。 他在县城茶馆里坐下，要了一碗最普通的沱茶，一听价钱，竟然要五块钱！他记得战前不过几分钱。路边小摊的锅盔，个头缩水了一半，价格却翻了二十倍不止。人们交易时，手里捏着的是一沓沓厚厚的、颜色各异却同样在不断贬值的法币，脸上带着一种麻木而又焦虑的神情。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另一面。 县城里确实有几家新开的饭馆，看上去生意不错，里面坐着些穿着体面的政府官员、发国难财的商人、以及偶尔可见的军官，桌上摆着相对丰盛的酒菜。但这繁华之下，是更广大普通民众的困顿。王有财看到，许多明显是从更贫困地区逃难来的百姓，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在街头蜷缩着，或者用渴望的眼神看着食物摊贩。
物资极度匮乏。 洋货几乎绝迹，连最普通的洋钉、洋火都成了紧俏物。本地生产的土布重新成为主流，但质地粗糙，颜色单调。药品更是奇缺，县城里唯一一家西药房的柜台空空荡荡，掌柜的愁眉苦脸地说，磺胺粉早已断货半年，连最普通的阿司匹林都进不到货了。
兵役与劳役的沉重。 墙上贴着“抗战救国，人人有责”的标语，不时有保甲长带着乡公所的人，敲锣打鼓（有时则是强行拉夫）地征集壮丁和民夫。王有财看到一队刚刚被征集来的新兵，大多面黄肌瘦，穿着不合身的破旧军装，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和恐惧，被几个老兵押送着走向远方。还有无数民夫被组织起来，去修筑公路、机场、工事，他们的脊背被沉重的担子压弯。
“下江人”的涌入与文化的碰撞。 由于东部沿海沦陷，大量难民（四川人称之为“下江人”）涌入四川，带来了不同的口音、生活习惯和文化。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交流，但也加剧了住房、就业的紧张，偶尔还能听到本地人与下江人因为琐事发生争执。
王有财默默地走着，看着。他看到的不是宏观的战略报告，不是冰冷的财政数字，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战争重压下的挣扎与生存。他的农业改良和工业建设，就像是在一片巨大的、不断渗水的湖面上打了几块补丁，暂时护住了一方，但整个湖面的压力依然巨大，裂缝无处不在。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混合着无力感涌上心头。他带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