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的报告连同陈明远整理的第一批关于“神骸”与“彼岸花”计划的绝密情报，通过游击队建立的多重秘密交通线，如同承载着希望的信鸽，悄无声息却又坚定不移地向着苏北抗日根据地，乃至更远的方向传递而去。这需要时间，尤其是在日伪严密封锁、层层设卡的恶劣环境下，每一次信息的传递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等待，成为了陈明远和伊莎贝拉在游击队营地生活的主旋律。但这并非消极的等待，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紧迫感的积淀。
陈明远拥有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安静的空间——一个由战士们特意为他搭建的、更加牢固宽敞的窝棚，兼具住所和小型“实验室”的功能。杨立青特批，在不影响游击队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陈明远在“研究”上的需求。
于是，一些在战士们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被送进了这个窝棚：各种不同材质的矿石样本、从废弃鬼子据点里找到的化学试剂残瓶、甚至还有被打坏的武器零件、以及陈明远指名要的各种植物、土壤和水样。战士们虽然不解，但出于对“陈先生”毫无保留的信任，都尽力去搜集。
窝棚里，陈明远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实验（缺乏设备和安全条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分子级模拟】能力的进一步探索和练习上。
他首先从最基础、最微小的物质开始。一捧普通的泥土在他手中，其微观结构如同立体地图般呈现在他感知中。他尝试着引导体内那温和的神骸能量，小心翼翼地“编辑”着泥土中的硅酸盐分子排列。起初十分困难，能量的消耗巨大，往往只能改变几立方厘米泥土的硬度，使其变得如同石头般坚硬，或者如同沙砾般松散，而且持续时间很短。
但他没有气馁，如同最刻苦的学徒，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随着对能量操控精细度的提升和对物质结构理解的加深，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几天后，他已经能够将一块拳头大小的普通石头，模拟改造成类似燧石的结构，甚至能短暂地改变一块铁片的金属晶格，使其韧性或硬度发生微小变化。
他意识到，【分子级模拟】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仅是改变现有物质的形态和性质，理论上，只要能量足够，并且拥有完整的物质“蓝图”（即对其原子、分子排列的彻底理解），他甚至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物质！当然，以他目前LV1的等级和能量储备，这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方向已经明确。
除了能力练习，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情报的深度整理和“技术转化”上。
他凭借着自己化学博士的扎实功底和超越时代的眼光，将记忆中关于“彼岸花”能量回路的结构（虽然只是他解析的部分）、灵能结晶的合成原理（基于他的推测和感知）、以及能量武器脉冲的特征，用这个时代能够理解的工程图纸和化学公式的形式，尽可能详细地绘制和记录了下来。他使用了大量只有自己才明白的代号和简化符号，即使笔记本不慎落入敌手，对方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破译。
他还开始着手设计一些适合游击队现有条件、能够就地取材的“特殊装备”。
比如，他改进了游击队土法制造的“火药”。通过【分子级模拟】对硫磺、硝石和木炭的纯度进行细微提纯和颗粒优化（借口是特殊的“研磨和混合工艺”），他制造出的黑火药燃烧更充分，威力提升了近三成，让负责军工的战士惊喜不已。
他还设计了一种结构简单、但威力可观的“定向雷”。利用铸铁锅碎片、改进的黑火药和简单的弹簧击发装置，可以有效地对付鬼子的巡逻队和装甲车（薄弱部位）。他甚至尝试用模拟能力处理过的竹筒和玻璃瓶，制作延时引信和简单的燃烧瓶。
这些“小发明”虽然谈不上高科技，但极其实用，迅速提升了游击队的战斗力，也让陈明远“技术天才”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也没有闲着。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和社交优势，与营地里的女兵和来自附近村庄的群众打成了一片。她不再仅仅是被帮助的对象，而是成为了一个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她协助文化教员，将扫盲班办得有声有色。她自编了一些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抗日歌谣，用当地的曲调唱出来，很快就在战士和群众中流传开。她还利用自己细腻的观察力和共情能力，耐心倾听战士们的家长里短和思想困惑，巧妙地用“听说”来的故事和道理进行开导，成为了许多年轻战士信赖的“知心大姐”。
更重要的是，她利用这种信任，建立了一条隐秘而有效的情报收集网络。那些经常往返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