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成电路的研制在实验室里取得初步突破时,林峰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基础、更关键的半导体器件——晶体管。电子管计算机的庞大体积和惊人功耗,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制约着计算能力的普及和提升。林峰站在一台嗡嗡作响的电子管计算机前,感受着它散发的热量,心中清楚:没有晶体管的突破,就没有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可靠化和大众化。这场攻坚,目标是掌握一种能够取代电子管、开启微电子时代的核心器件。
“林顾问,苏联的晶体管样品性能不稳定,美国的技术又封锁得紧,我们怎么办?”年轻的技术员小李拿着一份残缺的国外技术简报,脸上写满了焦虑。林峰接过简报,指尖划过上面模糊的电路图:“跟跑永远被动。这次,我们要在半导体材料提纯和晶体管制备工艺上,走出自己的路。”他转身指向窗外正在建设的科学会堂,“科学的春天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落在硅锭的纯度里,落在光刻的精度上。”
攻关首先从材料开始。
硅材料的提纯是第一个拦路虎。没有区域熔炼炉,材料专家陈工带着团队用土法上马,改造旧设备。高温环境下,工人们汗流浃背地守着炉子,反复调整温度曲线。“纯度差一点,晶体管的性能就差千里。”陈工在实验记录上写道,“第七十一炉失败,但晶格缺陷减少了。”当第一炉合格的高纯硅锭终于出炉时,年轻的研究员小赵激动得差点打翻样品:“九个九!我们做到了!”
工艺探索充满艰辛。
光刻技术需要精密的掩模版和光刻胶,国内一片空白。技术团队用照相蚀刻法土法制作掩模,在简陋的暗房里反复试验。老师傅马大勇带着老花镜,手工绘制放大几十倍的电路图,再缩微照相。“这比绣花还精细,”马师傅对徒弟说,“一根线条画歪,整个管子就废了。”经过上百次失败,他们终于掌握了接触式光刻的初步工艺,将晶体管的图形转移到硅片上。
设备匮乏是最大瓶颈。
没有扩散炉,团队改造旧式管式炉;没有镀膜机,就用真空蒸发土法上马。一次关键工艺试验中,真空度始终不达标,青年技工小王连续排查24小时,发现是一个密封圈老化导致微漏。他连夜加工替换件,确保实验继续。“设备可以土,但标准不能降。”小王抹着油污说。这种土法上马、精益求精的精神,支撑着整个攻关过程。
技术路线选择引发激烈争论。
在技术讨论会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派主张先攻克点接触晶体管,技术相对简单;另一派坚持直接研发面结型晶体管,性能更优但难度极大。“饭要一口一口吃!”老工程师张工敲着桌子,“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谈好坏!”年轻博士刘工则反驳:“起步就落后,将来怎么追赶?必须高起点!”林峰静听争论后总结:“两条腿走路。点接触晶体管尽快量产,解决急需;面结型晶体管集中攻关,瞄准未来。”这个务实决策,避免了无谓的内耗。
首批晶体管的测试令人沮丧。
放大倍数低、噪声大、稳定性差,良率不到5%。故障分析会上,气氛凝重。林峰拿起一个失效的晶体管:“不要怕暴露问题。每个失效点都是进步的阶梯。”团队建立失效分析档案,用简陋的仪器逐个定位故障。发现主要问题是表面态污染和欧姆接触不良。改进工艺后,良率稳步提升到15%。
1962年秋天,第一只国产晶体管终于通过全面测试。
当示波器上显示出稳定的放大波形时,实验室爆发出欢呼。这只锗晶体管虽然性能不及进口产品,但标志着中国半导体元器件的诞生。林峰立即组织应用验证,将晶体管用于军用电台和计算机逻辑单元,取代笨重的电子管。体积缩小、功耗降低的效果立竿见影。
产业化之路更为艰难。
在北京878厂,工人们学习超净车间操作规程。老焊工李师傅第一次穿防尘服时抱怨:“这比大姑娘绣花还讲究!”但当他看到显微镜下精密的电极时,肃然起敬:“这真是在芝麻上刻字。”生产线实行 “三班倒” ,24小时不间断。质量员小张对每批产品建立 “出生档案” ,实现全流程追溯。
技术迭代快速推进。
从锗晶体管到硅晶体管,从合金法到扩散法,性能不断提升。设计方法也从模仿走向自主创新。年轻工程师开始学习能带理论和半导体物理,为后续的集成电路打下基础。林峰推动成立半导体技术培训班,选拔优秀青年赴东欧学习,培养本土人才。
到1965年,国产晶体管已形成初步系列。
从小功率开关管到大功率放大管,从低频到高频,基本满足国防和工业急需。产量从1960年的不足万只增长到百万只规模。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技术队伍,积累了宝贵的研制经验。
林峰在技术总结会上说:“晶体管是微电子工业的种子。我们的目标不是追赶,而是开创自己的技术路线。”他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