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卡车的车轮开始转动,电视机的屏幕点亮千家万户时,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愈发凸显: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需要进口大量国内尚无法生产或质量不达标的精密机床、特种钢材、化工原料、专利技术,这些都需要支付宝贵的外汇。然而,战后初期的平行世界,外汇储备极其匮乏,主要来源的农产品和矿产初级产品出口,价值低、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开辟新的、稳定的外汇收入渠道,成为支撑工业化持续深入发展的生命线。在此背景下,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诞生了:举办一场大规模、综合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集中展示和推销本国的工业制成品和特色商品,面向全球客商,全力争取外汇订单。经慎重选址和定名,首届“全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被俗称为广交会)的筹备工作,在南方重要的港口和轻工业基地广州紧锣密鼓地展开。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盛会,更是一次向世界展示平行世界战后重建成果、工业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姿态的国家级形象工程,一场没有硝烟的“外汇争夺战”悄然打响。
国家对外贸易部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而迫切。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国内主要出口商品分布图。外贸部长指着图表上那条可怜的外汇收入曲线,语气沉重:
“同志们,形势逼人!钢厂等着进口的合金钢,机床厂眼巴巴盼着精密轴承,研究所需要的外文资料和样品……哪一样不需要外汇?我们现有的那点外汇储备,简直是杯水车薪!必须开辟新财源!”
他敲了敲桌面,加重语气:“中央决定,在广州举办首届全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仗!目标很明确:第一,尽可能多拿订单,赚取宝贵外汇;第二,让世界看看我们的新面貌,打破封锁和偏见;第三,摸清国际市场需求,倒逼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升级!”
会议迅速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下设展品征集组、场馆建设组、客商邀请组、会务服务组等,立即投入工作。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时间紧迫。
首要任务是征集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 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各省市、重点厂矿下发通知,要求报送最具特色和潜力的出口商品。
反馈很快涌来,但情况喜忧参半。喜的是,确实有一批亮点产品:江西的瓷器、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这些传统优势产品依然有市场;更令人振奋的是,“解放”牌卡车模型、“北方”牌电视机、新型机床、精密仪器、特种钢材样品、手扶拖拉机等工业制成品首次被列为重点推介对象,象征着工业化的初步成果。
忧的是,许多产品与国际市场的标准和审美存在差距。一位老外贸专家拿起一个做工粗糙的暖水瓶,摇头道:“这样的包装和细节,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必须严把质量关,并且要在包装、说明书、品牌形象上下大功夫!”
一场全国范围的出口商品筛选、提质、美化运动随之展开。工厂里,工人们精心打磨每一件产品;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符合国际潮流的包装图案;翻译人员字斟句酌地准备多语种的产品说明。
场馆建设与布置,同样是一场硬仗。
选址定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旧址,需要对其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工期紧,任务重。建设工地上,工人们昼夜施工,搭建新的展馆,粉刷墙壁,安装照明和通风设备。
展区规划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重工业展区气势恢宏,摆放着巨大的机床、卡车、拖拉机实物,配以图表和数据,展示工业实力;轻工业展区琳琅满目,纺织、食品、日用百货,体现民生改善;工艺美术展区精美绝伦,陶瓷、刺绣、漆器、雕刻,彰显文化底蕴;农副产品展区丰富多样,茶叶、水果、罐头、药材,展示物产丰饶。每个展台的设计都力求突出特色,吸引眼球。
客商邀请,是成败的关键。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外交和公关活动。筹备委员会通过驻外商务机构、爱国侨团、友好组织等多种渠道,向东南亚、中东、非洲、乃至西欧、美洲的潜在客商发出邀请。初期,响应者寥寥,许多客商持观望和怀疑态度。
“他们能生产出什么像样的工业品?” “政治风险会不会太大?”
面对质疑,邀请组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通过信件、电报、甚至越洋电话,介绍情况,寄送样品目录,承诺提供便利的签证和贸易服务。重点瞄准与我国有传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寻求多元化供货渠道的西方中小商人。
林峰和苏婉秋也参与到筹备工作中。
林峰凭借其对现代会展经济的了解,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他建议:“会展不仅是买卖,更是信息和信心的交流。 要设立技术交流区,让我们的工程师能与外商直接交流,了解国际技术动态;要组织工厂参观活动,让客商亲眼看到我们的生产能力和质量管控;要建立客户档案和后续跟踪机制,把一次交易变成长期合作。” 他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