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明鉴，东宫六率，规制本足拱卫。今太子另立‘龙骧’，超编逾制，甲胄之精，耗费之巨，闻之令人咋舌。

    虽云亲军，然其势过盛，恐非人臣所宜。昔汉之戾太子，亦养精卒而终酿大祸，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字字句句，看似忠言逆耳，实则刀光剑影，无不指向“太子私蓄兵力，其心叵测”这个致命的猜测。

    更让局势微妙的是，许多原本中立、甚至倾向于维护储君权威的清流官员和儒臣，此番也纷纷上书。

    他们倒非受世家指使，而是真心实意地感到忧虑。

    一位以刚直闻名的老臣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太子者，君之贰，当垂拱明德，示天下以宽仁。

    今殿下弃圣贤书于不顾，逐匹夫之勇于一营，岂非本末倒置？长此以往，恐失士林之心，寒天下文人之望啊！”

    另一份奏章则是试图触及李世民可能最敏感的神经：“陛下春秋鼎盛，威加海内。太子年少，锐意进取固然可嘉，然急于示武于外，练兵过苛，岂非暗喻陛下之武备松弛？

    或使小人妄测天家父子之心，其害深远，伏乞陛下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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