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子在众人的簇拥下又赶往另一家了。

    我说：“妈妈，听说，今年俺孬蛋叔就要结婚了。”

    我妈妈说：“孬蛋长得好，人家女方是看上孬蛋的人了。”这个我知道，孬蛋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儿，瘦长脸儿，看起来高大又威武。

    “本来，孬蛋家没有钱，孬蛋的爹想等着攒够了钱，给孬蛋的新屋拉上院墙，再给孬蛋结婚的。那天，孬蛋的爹去赶集，遇到了孬蛋的老丈人。两个老头儿找个树凉荫，坐下来拉呱。两个小老头儿东扯葫芦西扯瓢，等到临走的时候。孬蛋的老丈人跟孬蛋他爹说，‘大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孬蛋他爹这才知道，人家女方急着要给了。”

    我听了我妈妈的话，高兴地说：“孬蛋要结婚了？那咱有八大碗吃了！我要上学，可能吃不上哦。鸿雁跟笑笑能去吃八大碗了。”

    我妈妈说：“孬蛋结婚，咱又得出钱。钱钱！哪儿都是钱！他结婚咱得花钱，他生孩子送朱米，咱得花钱。他小孩儿过生日咱还得花钱。没完没了。恁姊妹几个还小，等恁姊妹几个结婚，那等到什么时候了？！大恶心家，他二兄弟二柱子家，他三兄弟孬蛋家。还有西院儿的凡乐家。花吧！什么是头儿，什么是了儿啊！我不说了！我得去拾柴禾去了。咱家连柴禾都没的烧。连油都买不起了。”

    我妈妈说着。又背起粪箕子，拿起镰刀去拾柴了。

    凡庄南家前，有很多枯黄的野草，没人割。我家地少，没有烧锅的柴禾。秋冬季，或是农活儿还不多的春季，拾掇完没事儿了，我妈妈就背着粪箕子去割柴禾。我去上学的时候，穿着人家给我的橙色的毛衣，经过南大路，就看到路边沟渠里正在割柴的妈妈。

    “妈妈！”我喊一声。我妈妈从沟里抬起头，笑着看看我。

    那天的风很大，我的妈妈站在满是荒草的沟里，她的手里握着镰刀，她的身旁放着粪箕子，她还是像在山东的时候那么好看。妈妈都是为了我们啊，她为了我们的吃，为了我们的穿，她跳下沟渠，捧出了一把一把的黄草来给我们烧饭。

    “妈妈，孬蛋快结婚了。今天，俺大大娘喊了大恶心家的去给新媳妇铺床了。”

    我妈妈说：“人家结婚，找人铺床，都不找恁妈这样的。人家要找‘全福人’，离过婚的，死了丈夫的，人家都不找。人家就要找没离过婚的，没死过丈夫的，有儿子的，最好是儿女双全的。本来，咱是山东，人家是南乡，咱跟人家也不亲。要不是因为恁三姑姥娘，咱跟人家有什么。”

    我说：“俺爸爸死了，又不怪你。俺不觉得你比旁人差！”

    是的。妈妈有何难堪？妈妈有何不堪？这世上爹死娘改嫁的人太多，妈妈没有撂下我们不管。她像一个老母鸡一样带着我们，走到哪带到哪儿。为此她吃苦挨打挨骂。可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她背上的三座大山。妈妈一个人吃力地举着我们。为此，她吃尽了苦头，流光了眼泪，哭干了双眼。妈妈因为常年痛哭擦眼泪，眼皮早早地耷拉下来了。妈妈因为节省每一滴油给我们吃，自己口攒肚挪地省着忍着。她的大拇指的指甲早早地空了黑了瘪了，那是她做针线活儿的时候大洋针扎的，再加上缺乏营养，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就那样一直空着黑着瘪着。这就是我的妈妈，这就是为我们奉献一切，付出一切的妈妈。

    本来。因为三姑姥娘的关系，我们还维持着跟姓凡的来往，姓凡的有什么红白喜事儿，我妈妈都去随礼。可是后来的一件事，把我妈妈的心伤透了，开始切断跟他们的一切往来。

    那阵子，我妈妈感冒严重，无钱医治，正躺在床上哼哼。姓凡的一个妇女，到我家来，跟我妈妈说：“二灯油家的大儿要结婚了，咱都得去随份子。一家子一百块钱。”

    我妈妈病地躺在床上，连话儿都要说不出来了。她跟那个女人说：“俺家三个孩子上学，负担太重了。我感冒了，连一片安乃近都买不起了。”

    那个女人听了，看都没看我妈妈一眼。她站在我家屋门口儿，看着天井里的梧桐树说：“这个月初八的日子。一家子一百块钱，你记得去喝喜酒！”

    这次，我妈妈没有随份子，也没去喝喜酒。

    “咱给姓凡的断绝来往了。从二灯油那里开始，往后一刀切，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儿，咱都不去了。咱去不起。”我妈妈跟我们说。

    “嗯。”我们郑重地答应着，郑重地沉默着。

    “人家光知道催着咱去随份子。咱的死活人家根本不管。人家来叫去喝喜酒，我病地躺在铺上，连一片安乃近都买不起了。人家还跟我要一百块钱。我上哪儿弄钱去？我去抢去？”我妈妈说。

    “嗯。咱实在没有钱，咱随不起。”我说。

    “人情礼节太多了。今天这家结婚了，明天那家生孩子了，后天，那家又要出老殡了，咱娘四个儿连打针吃药、吃盐买油的钱都没有了，哪儿还有钱再去随礼啊。”我妈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