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给你的？”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不。”还没等降谷零开口，她自己就否定了这一说法，“有些资料他们能给，但我当时跟探员没有合作——所以是工藤新一。”
当她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降谷零听到自己深呼吸的声音。接着，何知宁轻笑一声。“所以确实是工藤新一。”随着那笑声落地，她的眼神也不再像手术刀那般锐利了。“我和他有八年没见面了。我还算他半个老师，他还好么？”
看来工藤新一这个名字比他自己想象中的有用。
“他过得不错。”降谷零也不觉得自己在撒谎，工藤新一虽然人变小了，但从人格上来说，从生命上来说，都没有危险，“最近一直在处理一些大案子。”
“嗯，平成年代的福尔摩斯嘛。”何知宁朝柜台招了招手，“老黄，加点水呗！”
老板应了一声，拎着水壶，一蹦一跳地跑来加水，临走的时候甚至给了他一个和善的笑容。
这态度真是转了大弯。降谷零不禁有些郁闷。工藤啊工藤，你的名字那么有用怎么不跟我说？让我白紧张一通。
“我看你找的资料也不少，而且很全。”何知宁问，“您找我要问什么事呢？”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他问：“不知道何小姐听没听说过赤井川的儿童失踪案？”
“赤井川？”她扬了扬眉毛，“北海道的那个？”
降谷零点头，何小姐则转向柜台的老板，后者耸耸肩，就是说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也正常。”他自然地接过话头，一边解释，一边将一份报告递过去，“其实，近五年来，赤井川每年都会有一些儿童不知所踪。光是地方记录在案的，就已经有三十四个了。”
“那么多？”发话的是老板，他人老，但耳朵灵，一直竖着耳朵听，听到关键就探出头问，“那北海道怎么还没乱成一团？”
正看着资料的何小姐替他做了回答。“他们就说是跟生父或者生母跑的。”
“那父母呢？”
“报告上说没找着，”降谷零回答，“但我的同事找了好几家，警署跟他们的说法是正在处理。”
老板啐了一口。“他们就这么把人当傻子骗？”
何小姐说：“他们有人。就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样，这件事的信息不在约定的提供范围之内，所以管了就属于跨国执法。”
此话一出，老板立刻缩回躺椅，一个人郁闷去了。
何小姐没管他，说：“问题是这和2010年的夏威夷有什么关系。”
“因为贝尔斯坦。”
“贝尔斯坦。”何小姐沉下脸，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挤出这个姓氏，“这跟那群脓包有关系？”
“说来话长。”
她的反应倒不在降谷零的预料之内。
照理来说，她认识的那个贝尔斯坦应该是克莱夫案的第五位受害者——盖比·贝尔斯坦。他是夏威夷天主教堂的神父，时年71岁，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优秀的医生，成为神父后也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前来的信徒进行免费诊治。考虑到美利坚“优秀”的医疗体系和“发达”的宗教自由，盖比·贝尔斯坦在当地是个广受好评的人物。他的死在当时的夏威夷引起过小范围的波动，也是FBI介入调查的直接原因。
降谷零推测她态度的谜底在克莱夫犯案的动机上。
2010年8月17日清晨，克莱夫落网。抓捕不是什么大问题，克莱夫不是个专业杀手，他只是个12岁少年（虽然外表唬人）。他爬墙的时候没戴手套，所以后两桩案子的现场都留有他的指纹。盖比·贝尔斯坦的住宅摄像头也拍下他的身影。对克莱夫来说，他似乎也没想过逃跑，当警方抓捕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沙滩上发呆。审讯环节也很顺利，克莱夫对他的行为供认不讳，甚至多亏了他的坦白，警方才知道他身上担着五条人命。
口供加上实证，克莱夫案结束了。动机？案件卷宗中没有提，也没人深究。县警和FBI希望尽快结案，不在乎动机（用他们的话来说，十岁出头的小孩就那样，乖的时候讨人喜欢，疯的时候连带着你也得陪着发疯）；检察官需要的是胜率，口供加实证已经可以定罪，不需要动机。古怪的是后两位受害者的家属。克莱夫落网后，他们居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只有盖比·贝尔斯坦的堂兄，内华达州的象党议员安德鲁·贝尔斯坦站出来。安德鲁在某次演讲中以兄长的逝世为切入点，并表达自己的遗憾与悲伤，然后用演讲的四分之一时间宣传自己在青少年教育上的主张和其他政治见解，演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