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的话，让我想到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一切还是取决于心。
但这颗心要怎么把握，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靠自己去慢慢体悟。
这一年，中国工人在新加坡干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事儿。
新加坡交通公司的100多名中国司机，在同一天请病假，导致新加坡不少地区的公交线路瘫痪。
起因是他们对工资的加薪幅度不满。
新加坡的乘客，除了讲华语，也有人会用到英语，可能还会掺杂马来语和印尼语。
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来说，就是日常用语。
但中国司机英语一般，马来语和印尼语基本不会，再加上对新加坡路线不熟悉，而新加坡的乘车费用又与距离有关。
中国司机有时可能会因为给乘客算错车费或语言沟通不到位，导致乘客的满意度偏低。
所以，同样都是做司机的工作，中国司机的底薪，比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的低。
后期的加薪幅度，也比他们小。
罢工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在新一轮的加薪通知中，马来籍司机加薪275新币外加年终奖，而中国司机只加薪了75新币。
这是否构成国籍歧视，我们不好评判。
我们中介的工作内容，只能保证工人的工作内容和薪水与面试时一致，到点儿发工资。
至于其他额外的，比如加班费有多少，奖金有多少，加薪幅度有多大等等，都要看公司安排，中介干涉不了。
司机对同工不同酬不满意，要求与马来西亚籍司机同样的加薪幅度。
被拒绝后，他们便消极怠工，暗戳戳的商量大家一起请病假。
最终因影响到了公共交通，被定义为非法罢工，5人被判刑，20多人被遣送回国。
哪怕同工同酬的要求合理，通过罢工的手段也很难达到目的。
万一其他行业也都有样学样，那新加坡就乱了，毕竟有一百多万外籍劳工。
何况，新加坡之所以请外籍劳工，就是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同工同酬很难实现。
所以一顿折腾，最终也没能争取到与马来西亚籍司机同等的待遇。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
干一样的活儿，应不应该拿一样的薪水？
如果不应该拿一样的薪水，那对工人不公平。
如果应该拿一样的薪水，那对雇主不公平。
雇主请外劳的起因，就是因为便宜。
工人入境新加坡之前，就已经谈好了薪水。就算合约期内不加薪，也是合理合法的按合同办事儿。
加薪了，反而被要求更高的加薪幅度，算不算得寸进尺？
但站在工人的角度，没出国之前，只要比在国内赚的多就挺满意。
到了新加坡之后，看到其他司机干一样的活儿，赚的钱却不一样，那应不应该抗议？
我的慈悲心又开始泛滥了。
我觉得谁都对，谁都有道理，谁都很委屈。
这件事情，只有中介完全撇除在外。
我们面试的时候，有签订三方合约。
加薪不加薪，与我们无关。
似乎劳资双方都很可怜，就中介拿着合同隔岸观火，置身事外。
这个行业似乎不太厚道，凭什么大家全都可怜兮兮的，就我们独享太平？
这样不慈悲。
我想换个行业了。
而且，我还打算买房子呢，得好好合计合计赚钱的事儿了。
丘书妍是个简单快乐的人，怎么换行业，她都无所谓。
我们俩商量着转去哪个方向。
琪儿之前做的贸易，利润空间不大，我们做不了。
在钱的方面，我是粗粗拉拉的。
一般的利润空间，很容易就被我搞赔了。
我要找一个既能帮助到别人，还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的方向。
丘书妍说：“中国是全世界的加工厂，总能找到合适的货吧？
琪儿给客户供货，做的是批发，那个利润空间不大。
如果我们做零售，是不是空间就大了？”
“理论上是对的。
那我们卖什么呢？”我问。
丘书妍想了一下，道：“楼下市场，我看她们卖小饰品的销量不错。
三块五块钱一对儿，搬着也不重。
要不咱俩去摆摊，卖饰品吧？”
我的性格呆板嘴巴又笨，从来没有试过去摆摊的事儿。
想想就觉得有趣。
我上网查了一下国内的饰品批发价，一块两块人民币。
这种普通货品的邮寄费很便宜，平摊到每一件物品上，可以忽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