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嫌弃地拿掉她刚捏着签的手：“没有，别瞎说。”

    看着她亮得足以媲美照明灯的眼睛，我不情不愿地从嘴里挤出一句“在追”。

    我在边月百般耍无赖之下，终于在飞机起飞前一小时以一张奥罗拉的照片结束饭局。

    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令我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早早等候，我看着以至中年的女子——黑色大衣，酒红色高跟鞋。

    “妈。”

    她看着我惊诧的眼神，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我生你之后第一次穿高跟鞋，也不知道还好不好看。”

    “好看的，很好看……像我十七岁那次一样好看。”我望着与之前打扮得截然不同的母亲，仿佛失去了词汇运用的能力，只在原地语无伦次。

    十七岁在我们这儿俨然成了禁词，我话一出口便已后悔。

    “妍妍，没事。你爸他不动手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她看见我骤然流出的泪水，给了我一个消失几近二十年的拥抱。

    我却依然如十七岁那个雨季一样无措，那天父亲在家里对母亲第一次动手，

    因为我。

    我匆匆别过头遮住眼泪，塞给母亲一个手机：“我换了手机号，你需要用钱，用这个联系我，我……”登机提示音打断了我的话，我顺势脱离这个让我不知要如何面对的拥抱。

    它来得太晚太迟，就像给予者最后一次激发残存的母爱，温存的壳子下是极大的不稳定性。

    久旱未雨的河省迎来了一场细细的秋露，我混在登机人流里艰难呼吸，错过了母亲的动作——她将手机卡拆卸，折断，扔进垃圾箱，

    然后转身，穿着红色高跟鞋走进潇潇雨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