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得很快。

    这十年里，京堂的事，赵闲管得越来越少。

    头三年，他每天坐堂，一天看二三十个病人。

    第四年起，一天看十来个。

    第六年起，他只在上午坐堂，下午交给阿石和阿豆。

    第八年起，他隔三差五才来一趟。

    到了第十年，堂里的小徒弟已经有人不认得他。

    有个新来的学徒，十六七岁，进堂的头一天，看见一个老头蹲在院子里给一棵石榴树松土。

    那学徒走过去，问了一句。

    “老丈，您找谁。”

    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不找谁。”他说，“我在这儿种树。”

    学徒哦了一声，走了。

    下午他把这事跟师兄说了。

    师兄吓了一跳。

    “那是赵先生。”

    学徒愣了。

    “哪个赵先生。”

    “就那个。”师兄说，“墙上挂针囊的那个。”

    那天晚上，学徒在后院蹲了很久。

    赵闲正在浇那棵石榴。

    “有事。”他说。

    “先生。”学徒说，“我下午不认得您。”

    “不认得是对的。”赵闲说，“你要是认得我，就该不来学针了。”

    “为什么。”

    “认得我的人，学的是我。”赵闲说，“不认得我的人，学的是针。”

    他把水瓢放下。

    “你学了多久了。”

    “半年。”

    “扎过几个人。”

    “扎过三个。”学徒说，“都是自己人。”

    “扎坏过么。”

    “扎坏过一个。”学徒低下头，“我师叔的胳膊。”

    赵闲点点头。

    “记着那一针。”他说，“比记着我强。”

    那一年冬天，堂里的墙上多了一块板。

    板是黑的，字是白的，跟十年前那块一样大。

    那块病例板挂在墙上，最招人看。

    进堂的人，不管认不认得字，总要在板底下站一会儿。

    有个赶车的老汉，站在板底下看了一炷香。

    看完了，他跟旁边的学徒搭话。

    “这板上的字，我一个字不认识。”他说，“可我知道它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你们也会错。”老汉说。

    学徒一愣。

    “我不认字。”老汉说，“可我认得这个理。一个当先生的人，肯把自己错的写出来挂墙上，那我这条命，交给他不会错到哪儿去。”

    那天下午，这话传到了赵闲耳朵里。

    赵闲正在后院修水车的轮子。

    他听完，手里的锤子停了一下。

    “这话，”他说，“比咱们堂里挂的哪块匾都金贵。”

    “那就请人写下来，裱起来。”阿石说。

    “不裱。”赵闲说，“裱起来就挂在墙上了，挂在墙上就成了匾。”

    “那搁哪儿。”

    “写进学徒的头一课。”赵闲说。

    第二天，堂里新来的六个学徒，头一天上课，学的是这三百多行病例。

    一处一处讲，讲的是错在哪儿，怎么错的。

    讲到最后，教书的先生说了句话。

    “你们今天学的这些，”他说，“是前面这些人拿命换来的。”

    “学完了，你们自己也要往这上头写。”

    写在上头的，全是历年被扎错的病例。

    一行一行，足有三百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