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审讯椅上,那张单眼皮下面的眼睛半眯着,神情平静得可怕,甚至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
“你们想知道?”
他的声音很轻,很慢,像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
“行。我告诉你们。”
他抬起头,看着审讯人员。
“我,从头讲起。”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张明高坐在审讯椅上,不慌不忙,甚至带着一种从容。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所有警察愣住了。
“我杀人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报复。”
他顿了顿,接着又说,
“要不是你们抓住了我,还会出更大的事儿——我准备杀500个人,杀光我所有的仇人,破个世界纪录!”
审讯的警察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仇人有500个?不会吧?你认识的人能有500个就不错了。”
张明高冷笑道:
“500算什么?世上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杀了才好呢!”
几个警察面面相觑,这个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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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高,武汉市人,1963年3月13日出生,家住硚口区汉正街周安夏里2号。
身高一米六八点五,单眼皮,瘦小精干。
原本是武汉热水器厂精工车间的三级车工,后来自动离职。
张明高之所以走上杀人抢劫、报复社会的这条路,和他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的童年和少年,几乎可以说是在泥里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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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高三岁那年,他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无辜逮捕,一关就是好多年。
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聪明人,手上有技术。大概是公私合营的时候,和人合伙开了一个小的机器作坊。
那本来是国家鼓励的事儿,结果后来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分子”。
在那个年代,被扣上这顶帽子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张明高刚记事儿起,就亲眼看着父亲被挂牌游街、被人当街辱骂、被人用脚踹、用拳头打。那些人吐口水、扔菜叶、用皮带抽。
他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父亲满身是血地被人拖回来,母亲在旁边哭得眼睛都肿了。
“爸……”
他跑过去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用那只没被打断的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什么都没说。
父亲入狱后,全家六口人,就靠母亲在一个民办工厂挣的那点微薄工资撑着。
母亲有严重的慢性病,喘起来连腰都直不起来。
可家里哪有钱治病?
病发了就躺着硬扛,扛过去算运气,扛不过去就熬着。
每个月全家只有五毛钱用来买菜。
五毛钱,买什么菜?
全家人吃的菜,基本都是十来岁的大哥张明高,在菜场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烂菜叶、烂萝卜头、别人扔掉的菜帮子。
他蹲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边,用黑乎乎的小手扒拉着,把稍微还能吃的东西捡回去。
“小兔崽子!又他妈来捡菜!滚远点儿!挡着老子做生意了!”
菜贩子嫌他蹲在摊子旁边影响生意,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张明高瘦得像根竹竿,被踹得一个踉跄摔在地上,手里的烂菜叶洒了一地。
他不敢哭,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等那菜贩子不注意了,又蹲回去继续捡。
“油腥?家里连酱油都舍不得放。”
张明高后来回忆说,
“买米的钱,很多时候都是借的。今天借东家,明天借西家,借得我母亲在人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贫苦、穷困、屈辱。
这三个词,像三根钉子,从张明高很小的时候起,就一根一根地钉进了他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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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高十岁那年,母亲走了。
那个常年卧病、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女人,最终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她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都没闭上——她放不下这五个孩子。
“妈……妈!你睁开眼看看我啊...妈!”
张明高跪在床前,哭得嗓子都哑了。
母亲走的时候,张明高十岁,大姐十二岁。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了十二岁的大姐和十岁的张明高身上。
张明高的声音里,已经听不出悲喜:
“那段日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就是饿。每天都饿。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