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摆动。

    车窗外，霓虹灯被雨水晕开，像抽象画。

    我回头望了一眼收容站——那栋灰楼在雨幕中渐渐模糊，仿佛随时会融化。

    我忽然想起阿婆的煤球账，想起阿根的油墩子，想起小姨在十六铺扛大包的背影。

    这些碎片在脑海里拼成一张新的地图，终点写着“活下去，并记得”。

    安置点设在浦东一所小学体育馆。

    木地板上铺着军绿色垫子，空调开得很足。

    工作人员发毯子、发矿泉水、发面包。

    双胞胎很快在垫子上睡着，阿宝把红书包当枕头，阿贝抱着蓝色书包磨牙。

    小姨躺在我旁边，轻声说：“小谢，台风过去，咱们就开张。铺面我都看好了，就在凌兆菜场门口，五平米，月租800。”

    我嗯了一声，握住她的手，掌心都是茧，却热得发烫。

    凌晨四点，雨停了。

    体育馆的天窗透出青灰色，一只麻雀落在钢梁上，啾啾两声。

    我起身，走到门外，看见校园操场上积着水，水里倒映出崭新的教学楼——那是2003年的浦东，一切尚未发生，一切刚刚开始。

    我掏出收容站公章，在掌心转了一圈。

    章柄上刻着“1996.12.1”——那是收容遣送制度正式落地的日子。

    七年之后的今夜，它和我一起成为历史。

    我把公章包进阿婆的毛线鞋，塞进背包最底层，像封存一段旧时光。

    天亮以后，我接到沈婧电话：

    “收容站炸了，我路过，只剩一堆瓦砾。”

    我说：“我知道，我在最后一夜。”

    她沉默两秒：“今晚出来吃烧烤，庆祝你乔迁，也庆祝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笑着答应。

    下午两点，我回到凌兆新村1203室。

    钥匙刚拿到，房间空荡，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像潮水。

    我把蓝色塑料桶放在厨房中央，撕掉胶带，一股海鲜的咸鲜味扑面而来。

    局长在客厅转圈，嗅嗅墙角，满意地躺下。

    傍晚，我和沈婧、小姨、阿根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坐下。

    啤酒开瓶的声音清脆，像香槟。

    沈婧举杯：“为收容遣送站最后一夜，也为新生活的第一天。”

    小姨把烤生蚝推到我面前：“吃，补脑子，后面还要算大账。”

    阿根和局长一人一狗，同时打了个饱嗝。

    夜深，我独自站在阳台。

    远处，黄浦江灯火如练，台风过境后的空气带着潮湿的甜味。

    我摊开掌心，收容站公章在路灯下泛着暗红的光。

    我轻声对它说：

    “谢谢你见证我曾经的狼狈，也谢谢你提醒我——

    从今往后，再没有人需要被遣送，

    只有人被城市温柔接住。”

    我把公章收进口袋，转身进屋。

    客厅里，双胞胎已经在新买的凉席上睡着，小姨打着呼噜，局长蜷在她脚边。

    我关掉灯，轻轻关上门。

    明天，海鲜干货铺将挂牌营业，名字就叫：

    “弄堂口·潘姨海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