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命令不出意外的被书记处无视了，斯大林甚至以为叶戈尔是想用给富农松绑，退回新经济政策时期来威逼他让步。
依托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大多数的斯大林，虽然能通过民主化决议，否决这项提议。
但某些时候，叶戈尔已经不需要依托书记处来推进一项政策了。
农民划分细则通过工农监察院公布了出去，同时在得到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三位政治局成员支持后，叶戈尔成为了政治局的多数派。
凭借多数优势，执行了调用民兵驰援春耕的《紧急军事法案》
为了防止民兵无法控制农村地区的逐步恶化的形势，叶戈尔还调用了相当一批常备军进行协同劳动。
送赠部队的短句被他们写上横幅。
在《保证生产，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
组合拳打出去，取得的成果是喜人的。
军队敲散了富农的小心思，阶级再划分模糊了富农的定位。
让一部分勤劳致富在农民群体中拥有好口碑的富农背叛了富农阶级，开始拥抱能取得更大利益与政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制。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而是恢复生产，加快春耕。
对头脑过热的制止，有且只在党的内部进行。
但这一步的阻力，远比叶戈尔想象的还要大。
想在拨乱反正干部群体与全盘集体化的激进化干部群体，两方利益集团的对抗下走中间，本就是一件极难的任务。
因为两方利益集团，本质上都是想通过农业集体化拿到政治资本。
以至于，工农监察院半个月开了十场会。
这边士兵在号召农民一起劳动，左边激进派干部在继续抓指标，右边拨乱反正派在粘合富农进行二次抗争。
再纠缠下去情况永远也好转不了，因为如果要清理两派，扫清这种没完没了的政治化，基层就没有干活的了。
人才问题第一次显得如此紧迫。
为此叶戈尔只能求助广大农民。
而在田间地头奔走的努力没有白费，带来的是农业集体化试点区，基层干部与农民的主动。
每个集体化农庄几乎都抽调了代表，集体农庄的农民都认同为集体农庄宣讲是不亚于春耕的具体劳动。
不但支持这些农民代表不参与春耕，并表示这些代表应该拿到更多的报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
“叶戈尔同志那样的大官都跑到马厩一起铲马粪，我们得为他说句好话。为他评评理！”
基层干部将试点区的扩张工作先放了放。
半个月时间，大批伏尔加流域农业区，莫斯科农业区的基层干部与农民奔赴乌克兰与新西伯利亚。
不同于工人下乡带来的诸多问题，涌来农村的是一批经过一年集体农庄打磨有着充足经验的农民与基础干部。
有了控制基层工作的人手，
工农监察院得以将两派都控制了起来。
一周监察隔离足以让暴怒的狮子都冷静下来，更别提中央监察院的巡视组几乎一个工农监察院一个工农监察院的开会，敲警钟。
乌克兰哈罗法小镇，
会堂中，中央监察员尤斯卡林脸上挂着黑眼圈，一副没有休息好的模样。
虽说一个组织成熟后离了谁都能照常运转，但一个好的领导，必然会连带着带来某种东西，形成某种或好或坏的作风。
中央监察委员尤甚。
每一个中央监察员入职时，为他们配发工作徽章的都是叶戈尔，第一句话永远相同，也永远让他们铭记终生，
“同志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权力大的很，能让你们成为被人敬仰的独立国王，但我想送增同志们一句话为革命负责，为人民服务！”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同志，都是革命的战友，除非我们在监察室相见。如有那天，我会遗憾，遗憾我们再见后，便再也不能用同志相称。”
每当这时，叶戈尔会伸出那只如老农般粗糙的手，用那友善且热情的目光与他们对视，亲切的称呼一句，
“同志.....”
也正因如此，中央监察员几乎都将恪守二字贯彻的极好，但没有什么是百分之百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楼监察隔离室，有时依旧会传来背弃理想后的痛哭，毕竟鲜有人能挺住那对灰瞳中投来的遗憾。
从思绪中抽离，尤斯卡林站在主席台上，向下望去。
台下一片沉默，基层干部缩着头，迎来的却不是尤斯卡林的狂风暴雨，而是一句让他们发颤的，
“同志们，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们扑向官僚主义的道路一去不回？是让你们拿着千百万人的生死开玩笑？是让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