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没有月亮。城市的灯光把天空映成一种浑浊的橘色。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条线穿过夜的布匹。
她没有哭。
她以为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她会哭。二十三年了，从六岁的小女孩到二十九岁的女人，她一直在等这一天。她以为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她会放声大哭，会把积攒了二十三年的眼泪一次性全部倒出来。
但她没有。
她只是坐在那里，感到一种巨大的、沉默的、几乎要把她压垮的平静。
像是身体里有一根绷了二十三年的弦，在这一刻终于断了。不是崩断的，是慢慢松开的。它松开的时候没有发出声响。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躺了下去。
天花板是白色的。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外婆在灶台前给她煮面条，面汤里放一个荷包蛋，蛋黄戳破之后在汤里散开，金黄色的。
想起上大学的第一天，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楼，走廊很长，尽头有一扇窗户，阳光照进来，照在水磨石地面上，亮得刺眼。
想起法学院的教授在课堂上说："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她当时觉得这句话很俗。现在觉得这句话很对。
想起她第一次读到母亲写给她的那封信。是在外婆去世后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的，夹在一本旧相册里。信纸已经发黄了，字迹是蓝色的钢笔水，有些地方洇开了。
她读了一遍又一遍。
"晚秋，我的女儿。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
当时她以为"不在了"是一种温柔的说法。
后来她知道了真相。
"不在了"不是自然的离去。是被人从五楼推下去的。
那一天，她决定成为一名律师。
不是为了复仇。
是为了不让"不在了"三个字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句号。
现在，答案来了。
三个月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庭很大，旁听席坐满了人。媒体被安排在最后两排，长枪短炮的镜头对准了被告席。
沈振远坐在被告席上。他穿着看守所的统一服装，头发比三个月前白了很多。但他的坐姿依然笔直，目光依然锐利——即使是在这种处境下，他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傲慢的体面。
杨国栋坐在他旁边，但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法警。杨国栋低着头，从头到尾没有看沈振远一眼。
白晚秋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很素，没有任何装饰。
公诉人宋明哲站在法庭上，用了四十分钟宣读了起诉书。
故意杀人罪。妨碍司法公正罪。行贿罪。指使故意伤害罪。
每一项罪名后面，都跟着详细的事实和证据。
刘全的证词。杨国栋的供述。银行流水。工商登记。追踪器溯源报告。周志国的证词。当年的验尸报告——顾清在被控制之前，终于从档案馆调出了那份报告。报告里清楚地记录着：死者左侧颞部有钝器伤痕，与坠楼撞击伤的方向和力度不一致。
这意味着白若梅在被推下楼之前，头部遭受过一次打击。
二十三年前的法医写下了这个细节。但没有人追问。
直到今天。
宋明哲念完起诉书，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法官问沈振远："被告人沈振远，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何意见？"
沈振远抬起头。
他的目光越过法官，越过公诉人，落在了旁听席第一排。
落在了白晚秋的脸上。
那一刻，白晚秋直直地看着他。
她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仇恨，没有悲伤。
只是平静地看着。
像在看一个答案。
沈振远移开了目光。
"我没有意见。"他说。
法庭上有人轻声惊呼。他的律师急忙侧过身想说什么，被他抬手制止了。
他没有认罪。他只是说"没有意见"。这在法律上是一种微妙的措辞——不否认，但也不承认。像他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一样，精确、克制、不留把柄。
但这一次，把柄已经不需要他自己留了。
庭审持续了三天。
三天之后，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白晚秋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台阶下面围了一群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话筒伸过来像一丛荆棘。
"白律师，你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感想？"
"白晚秋，杨国栋的自首是你策划的吗？"
"白律师，你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