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头部队端着刺刀沿街推进，后续部队挨家挨户踹门扫荡败兵。
任何手上有老茧的青壮年男子都被从屋里拖出来。
人力车夫、码头工人、铁匠、木匠、甚至只是种过地的农民——手上的茧子就是“便衣兵”的证据。
绳子穿过手腕，一串十人，押往城外。
下关方向的枪声整夜没停。
杜哲穿过安全区广场人群，走到马克·汤普森面前。
“拍到了么？”杜哲问。
马克把旧胶卷塞进口袋，新胶卷卡进卡槽，咔哒一声合上后盖。
“拍到足够让军事法庭忙上三个月的东西。”
杜哲拍了拍他的肩膀：“注意安全。”
......
12月13日清晨。
日军先头部队推进到安全区边界。
宁海路方向涌来一大片黄色，日军沿着街道两侧推进，每隔几十米就停下来踹门、搜屋。
被拖出来的男人双手被反绑，蹲在路边，一排排低着头。
枪声不时响起，短促，零散。
上午九点，一队日军沿着汉口路向金陵大学方向推进。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军官，军刀挂在腰间，马靴踩在碎砖上嘎嘎响。
他们停在了金陵大学门口。
铁门紧闭，门楣上方插着八面国旗——米国、鹰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瑞士。
旗帜在晨风里微微摆动，颜色鲜亮得与这座破城格格不入。
日军军官抬头看了看那些旗帜，又看了看门内。
操场上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难民，女人、孩子、老人。
他带来了一个大队，将近一千人。
军官回头吩咐了一句，一个汉奸翻译官跑到铁门前，扯着嗓子喊。
“里面的人听着！皇军要搜查败兵！所有中国士兵必须交出来！窝藏者同罪！”
铁门内没有回应。
翻译官又喊了一遍，声音更大。
铁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先出来的是约翰·拉贝。
他穿着深色西装，领口别着纳粹党徽，手上佩戴纳粹臂章，走到铁门前站定，双手背在身后。
他身后跟着几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日军军官看见拉贝臂上的纳粹标志，微微皱眉，身后的士兵也出现了轻微的骚动。
军官走上前两步，刚要开口。
拉贝身后的铁门又开了一些。
这一次，走出来三十三个人。
金发、棕发、红发。
碧眼、蓝眼、灰眼。
高矮胖瘦男女都有，一看就不是中国人。
马克·汤普森走在最前面，两台莱卡相机挂在脖子上，已经举起了其中一台。
快门咔嚓一声，闪光灯爆出一团白光，照得日军军官下意识眯了眼。
雷蒙德·伯克个子矮，站在马克身后，手持禄来双反相机，镜头对准日军军官的脸，又是咔嚓一声。
安德烈·沃尔科夫拄着一根文明棍，白俄贵族的后裔，脸上是刻薄的轻蔑。
他站在拉贝右侧，杵着文明棍站定。
三十三个人在铁门前站成一排。
日军军官把刚要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拉贝缓缓走到日军军官面前，停下，歪着身子往军官身后看了一眼。
然后又看了看军官。
又看了看军官身后的士兵。
表情像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
日军军官的脸从黄变红，又从红变紫。
原因无他，军官身后的士兵，那一千多人的状态确实很奇怪。
有些人趴在地上，枪横在面前，像在匍匐前进。
有些人半蹲着，背靠背围成一圈，枪口朝外。
还有些人靠着路边的墙壁，缩着肩膀，头不停地左右转动。
没有整齐的队列，没有立正的姿势，整支部队像一锅煮沸的粥，到处都在冒泡。
能站着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这些站着的也是膝盖半弯，随时准备趴下去的架势。
整个大队，除了军官本人，没有一个人挺胸收腹。
拉贝缓缓直起身子，看着日军军官的眼睛。
“这些士兵怎么了？”语气里秉持着德国人特有的认真，“这是你们新的战斗队形吗？”
军官的脸更黑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身后半蹲着的副官则是低下了头，被军官一把扯起来立正。
拉贝没有等他回答，他侧身让军官看清自己身后的人，
“还是我先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