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坐落在客厅正对门的位置，刷着白石灰，时间久了有些发黄，墙角有几处开裂的细纹，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但就是这面其貌不扬的墙，被母亲视若珍宝。
第一张奖状是我上一年级期中考试拿的。那天我放学回家，把奖状递给母亲，她接过去，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在屋里找了一圈，最后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浆糊，小心翼翼地涂在奖状背面，把它贴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贴在这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她退后几步，歪着头看了看，又上前抚平了一个翘起的角。
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那张奖状。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把工装脱下来挂在门后，走到墙前面，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去洗手吃饭了。
但我看见他洗手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从那以后，奖状像春天的野草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冒出来。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数学竞赛、作文比赛、三好学生——每次考试，每次比赛，我都能拿回一张。母亲把每一张都贴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间距均匀，像是布置一场盛大的展览。
到三年级的时候，那面墙已经贴满了大半。
“你看，这面墙都快贴满了。”母亲站在墙前，双手叉腰，语气里满是骄傲，“等贴满了，咱们就换一面墙。”
我站在她旁边，仰头看着那些奖状，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像一面彩色的旗子。每一张上面都写着我的名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枚勋章。
“妈，这面墙能贴多少张？”
“能贴多少贴多少。”母亲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你一直拿奖状，妈就一直贴，贴到满屋子都是。”
我笑了，心里暖洋洋的，像是喝了一碗热汤。
那时候，我觉得这面墙就是我的世界。它见证了我的每一次成功，每一次被认可。它是我的荣誉，也是我的枷锁。
邻居家的阿姨来串门，一进门就看见那面墙，忍不住惊叹：“哎呀，你们家陈远也太厉害了，这么多奖状！”
母亲笑着摆手，嘴上说着“哪里哪里”，但眼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你看我家那个，整天就知道玩，什么奖状都没拿过。”阿姨说着，转头瞪了一眼躲在门口的儿子。
我站在旁边，假装在看电视，但耳朵竖着，听着她们的对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那种感觉，像吃了一块蜜糖，甜得发腻，但停不下来。
父亲从来不夸我，但他的方式更特别。每次有工友来家里，他都会故意带他们经过那面墙，然后假装不经意地站在那里，等工友主动问。
“老陈，这都是你儿子拿的？”
“嗯。”他点点头，语气平淡，但腰板挺得笔直。
“哎呀，你小子有福气啊，儿子这么出息！”
父亲还是“嗯”一声，但嘴角的弧度已经出卖了他。他转身去拿酒，脚步比平时轻快了几分。
我躲在门后，看着这一切，心里明白——父亲是骄傲的，只是他不说。
四年级那年，我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的演讲比赛。
比赛前一天，我紧张得睡不着。母亲坐在床边，一遍一遍地帮我顺稿子，纠正我的发音和语调。
“别紧张，就当是平时说话一样。”她轻声说。
“我怕忘词。”
“不会的，你都背了那么多遍了。”她握住我的手，手心很暖，“就算忘词了也没关系，想一下，接着讲。”
我点了点头，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稿子。
第二天，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跳得像擂鼓。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开头很顺利，但讲到一半，我突然卡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愣在台上，手心里全是汗，嘴唇在发抖。
台下的观众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在笑，有人皱着眉。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打鼓一样，咚咚咚，震得耳朵嗡嗡响。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台下的母亲。她坐在最后一排，身体前倾，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嘴唇抿着，但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鼓励，像是在说——没事，慢慢来，你可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句话——不是稿子上的，而是张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聪明人最怕的不是笨，是浪费。”
我睁开眼睛，重新开始，从卡住的地方接下去，一直到讲完。
台下响起了掌声，不大，但很真诚。
我鞠躬下台，走下台阶的时候，腿还在发抖。母亲迎上来，拉住我的手，说：“讲得好，讲得很棒。”
“我卡住了。”
“卡住了也讲得好。”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坚持下来了，这就够了。”
那次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