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故事记载于《左传》，讲的是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和胞弟共叔段之间争夺国君之位的事。
《春秋》是经，古人把对一部书的解释叫做“传”，想要了解春秋，就必须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读经而无传，即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也不能知其意。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生他时难产受了惊吓，所以很讨厌庄公；而小儿子共叔段出生得很顺利，所以武姜格外偏爱小儿子共叔段。
武姜想让丈夫立小儿子共叔段为太子没能如愿，又替他索要富庶封地，修整城邑，密谋造反。
郑庄公一直隐忍不发，放任共叔段肆意妄为，待到时机成熟，庄公果断出兵，在鄢地一举击溃了共叔段，最后共叔段仓皇出逃。
郑庄公因为母亲的偏心心生怨怼，就把她放逐到颍地，并且放下狠话“不到黄泉不复相见”。
郑庄公估计是太缺爱或者有表演型人格，没多久又后悔了，经过颍考叔的劝解，母子俩挖隧道相见，最终冰释前嫌。
沈知砚觉得这故事跟他家的那些破事挺像的，老黄氏像武姜，他爹像郑庄公，沈有才像共叔段。
区别就是他家没有皇位可以继承，是贫民版“郑伯克段于鄢”。
沈有粮之子克沈有才于清水村。
春秋讲究微言大义，一字置褒贬，这题主要是考察考生对几个关键字眼的理解。
《左传》对此的评价是：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个字，左传解读出了一堆意思：
共叔段的行为不像个弟弟，所以不称他为“弟”而直接用名字；
郑庄公和共叔段交战，就像两个国君对打，所以用“克”字（战胜敌国的意思）而不用“杀”字；
称“郑伯”而不称“兄”或“公”，是讥讽郑庄公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
“谓之郑志”的意思是“克段”这个事本来就符合郑庄公的本意，他早就想干掉共叔段了；
不写共叔段战败逃走，是因为如果写战败逃走，就显得郑庄公只是驱逐弟弟，但实际上他是蓄意杀害；
所以说《春秋》用词很为难（故曰“难之”）。
《左传》的评价属于叙事派，侧重于讥讽郑伯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
《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探讨了“克”字的褒贬义。
《公羊传》认为“克”字是为了夸大郑庄公的罪恶，他明知母亲偏爱弟弟，不但不感化母亲保全弟弟，反而故意先给弟弟封地养大弟弟的野心，最后把他杀掉。
因此郑庄公比共叔段更可恶，因为他杀人用的是阴谋而不是光明正大的典刑。
《谷梁传》的观点与《公羊传》类似，共叔段有罪，但郑庄公的罪过更大。
把思路整理好，沈知砚开始打草稿。
圣人垂戒于骨肉之变，大义诛心于名器之间。
夫克者，战胜获雠之辞；伯者，列爵惟五之称。以敌国相克之文，施于同气连枝之际，则圣人所以正伦理而遏乱萌者，其旨微矣。
……
左氏详其事，谓之养奸于先、诛戮于后，庄公之罪在失教；公羊究其心，谓之假手于母、设阱于弟，庄公之罪在藏奸；谷梁正其名，谓之弟不称弟、君不称兄，庄公之罪在灭伦。
……
这篇文章，沈知砚兼采三传而不立门户，最后归宗到“天理人欲”之辨，非常符合官方定调。
至于考官偏爱哪种观点，自己去他的文章里挑吧。
等沈知砚把题全部答完，太阳才微微西斜，距离交卷尚有一段时间。
沈知砚放下笔，使劲扭了扭脖子，一阵酸爽袭来。
他还是个孩子，在号板上睡了一晚都这么腰酸背痛的，不知道那些大人该怎么过。
对照着缮卷条规，沈知砚开始检查自己的卷面格式。
最基础的“越幅”“曳白”不用说，沈知砚肯定不会犯。
沈知砚重点检查的是文章里有没有犯忌讳，答卷时需要“临文敬避”，只要行文中遇庙讳、御名、至圣讳本字，都应该谨慎避写。
比如至圣讳是先师孔子的名字，八股文破题或者承题时考生必须用“圣人”“先圣”之类的称呼代指。
绝对不能直呼“孔丘”或“仲尼”。
太阳一点点西斜，贡院里落笔和翻纸的声音越来越大，无形的焦躁紧张氛围在各个号舍里弥漫开。
沈知砚沉住气，一丝不苟地检查卷子。
到了初十下午，沈知砚明显感觉到整个贡院内越来越臭。
虽然他没有出大恭，但是其他号舍的粪臭味还是不可避免地飘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