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是水泥浇的，白底红字，边角裂了缝，用铁丝缠着固定在两根砖柱上。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提包换到左手。
来接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干部，瘦高个，中山装兜里插着两支笔，自我介绍叫郑文，镇党委组织委员。郑文接过提包往吉普车后座一搁，说：“陶同志吧？县委组织部打了招呼，省里下来的选调生今儿到。范书记和李镇长都在镇政府等你，安排好了，先去见个面。“
吉普车在镇上唯一的柏油主街走了二百米，拐进一道灰砖院墙的门。门楣上“红旗镇人民政府“七个大字被爬山虎遮了半边。院子里两排平房，红瓦白灰，墙皮掉得厉害，廊檐下摆着几辆自行车和一架手摇电话总机。陶爱民一眼就把这院子看明白了——前排东头是书记办公室，西头是镇长，中间是党政办和会议室，后排是各站所。这种摆法他太熟，前世开过无数次乡镇现场会，哪间屋子坐谁，门朝哪开，都是规矩。
郑文引着他穿过院子，顺手介绍：“那是经管站老吴，正扒拉算盘；党政办马主任，电话不离手；食堂柳姐，镇上的消息树。“陶爱民一一记下面孔，不多问，不抢话。
清晨的院子已经活了：老吴的算盘珠子噼啪响，马主任扯着嗓子在电话里调度，柳姐的食堂飘出米粥香，廊檐下几个办事员端着缸子聊天。一个镇政府的早晨，跟前世他见过的那些大院没什么两样——表面各忙各的，底下那根脉，早就在日子里揉顺了。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步子却放得稳，像个刚来报到的普通年轻人。
范守业在办公室等他。
书记五十出头，方脸，眉心一道竖纹，手里端着搪瓷缸，缸身印着“清源县先进工作者“。他没起身，抬了抬下巴：“坐。你就是陶爱民？东大经济系，全省文科第三，省委办公厅的名额都给你留着，你自己不要，非要回清源。图啥？“
这话问得直，也该问。一个省状元，放着省城最好的去处不要，主动申请到穷镇，谁都得犯嘀咕。
陶爱民坐下，腰杆挺直却不高傲：“范书记，我老家就在红旗镇，从小看父老种地、看镇上开会。书本上的经济我学了四年，可脚底下的经济到底是啥样，我想自己走一遍。省委办公厅是好，但那是看别人怎么干；我想先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范守业盯着他看了会儿，转头问郑文：“县里咋说的？“
“县委组织部电话里交代，陶同志是省里重点培养的选调生，安排上多压担子、多熟悉基层。“郑文把话学得很准。
“多压担子“四个字，范守业听进去了，也听出另一层意思——这娃是上面挂了号的，用好了是镇里的光荣，用不好是镇里的麻烦。他放下缸子：“李镇长昨天还念叨你。他人在县里开会，下午回来，你俩也见见。“
正说着，走廊里脚步声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推门进来，短发，嗓门亮：“范书记，石桥村那笔以工代赈的指标，县里到底给不给？村支书一天三个电话追我。“
“葛主任，“范守业介绍，“这是镇计生办主任葛红梅。老葛，这是新来的陶爱民，省里下来的选调生。“
葛红梅扫了陶爱民一眼，眼神里有几分意外，也有几分了然——省状元到计生办，这事儿镇上早传开了，都说是发配。她点点头：“小陶是吧？以后你归我这儿管。计生办那间屋漏雨，凑合着先坐。“说完风风火火走了。
陶爱民把这一眼记下了。那不是轻视，是见怪不怪——镇上事多，来的人杂，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谁也摸不准能待几天。
中午在镇政府食堂吃饭。炊事员柳姐多舀了一勺红烧肉搁他碗里：“省城来的？多吃点，镇上油水薄。“旁边几个办事员凑过来搭话，听说他是省委办公厅名额自己推了的，都咋舌。有个年轻点的压低声：“可惜了，分到咱这计生办，跟看大门也差不离。“
这话陶爱民听见了，没恼，也没解释。前世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一个人被安排到某个位置，旁人先按位置给他画像，画得像不像，得靠他自己一笔笔画出来。
下午三点，***回来了。
镇长四十出头，白衬衣，派头比范守业齐整，握手有力，开口带县里口音：“陶爱民同志，欢迎欢迎。省委办公厅那个名额，可惜了。不过话说回来，基层出真知，我也是从乡里一步步上来的。“他问得比范守业细，问东大经济系开了哪些课，问对乡镇财政怎么看。
陶爱民答得有分寸：不说空话，也不卖弄。提到乡镇财政，他顺口说了句“分税制后乡镇日子紧，得在存量上做文章“，***眼睛一亮——这句话说到他心坎上，他正愁镇里三百八十六万的财政收入养不活一摊子事，六百二十万的债压得人喘不过气。
但镇长也没多说，只拍了拍他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