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这份盖了钢印的章程。

    “你倒是比我还较真。“陶爱民看他。

    李正律没接话，只把钢笔在指间转了半圈。他这种人，较真不是姿态，是习惯——模拟法庭上他较真，起草章程他较真，今天坐在这把椅子上，他较的，是陶爱民往后三十年的清白。

    “我是见证人。“李正律说，“见证人不较真，这文书就是一张纸。你既然说''第一个来查你''，我就得先把自己这关把严。哪条含糊，将来查起来，丢的是你的脸，也是我的脸。“

    陶爱民没说话。他前世也坐过签字的位子，台下是人替他准备的好话；这一回，台下坐着的，是肯替他把关、也肯将来查他的人。这种感觉，他前世没有过。

    第四份文书，放弃收益声明，秦公证员刚抽出，下班铃响了。吊扇停了，蝉鸣一下子显得很响。那一声铃，像把下午拦腰截断——前三份盖了章，最后一份，停在墨迹未干处。

    “今天先到这儿。“秦公证员把文书收进文件夹，“明天上午，把放弃收益声明签了，全部归档。你这堆东西，我经手过不少捐赠，像你这样连名都不留的，头一回。“

    陶爱民站起来，把牛皮纸袋空着收回。袋里那点痕迹，明天就该换个去处了。

    “明天见，秦老师。“李正律把草稿理好，“我陪他来。“

    两人走出公证处，日头还白晃晃的。陶爱民回头望了眼那栋老楼——三层的窗户，百叶窗半开，像一只半睁的眼睛，冷眼看着人来人往的文书。他要把自己这辈子最要紧的几页，交给这只眼睛看。

    “明天最后一道。“他说。

    “明天，“李正律把公文包夹在腋下，“我那句压箱底的话，也该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