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他坐过更高的位置，见过比这大十倍的厂、亏过比这深百倍的窟窿。他太知道“个人接盘“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接了一笔钱，是接了一群人、一摞债、一整套转不动的关系。钱填进去，像往漏底的桶里倒水，倒得越快，漏得越响。

    可他不甘心。

    不甘心父亲那块工牌，擦得再亮，最后也就是块硬纸板。

    不甘心小赵那样的手，二十三岁，技校的第一名，蹲在没有订单的车间里，等一张调不走的档案；不甘心老孙那样的手，磨了一上午铰刀，差一丝火，却连个让手艺派上用场的地方都没有。

    他盯着灯影里自己的手。这双手什么都能算，算到分毫不差，却算不出一个厂两千一百人的活路。卫东那八个人他能帮，可两千一百人，他帮不过来——至少，不是靠把手里的钱撒出去帮。有没有一种帮法，不花他的钱，却能帮上忙？这个念头一闪，他没抓住，先搁下了。

    他把纸翻过来，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写得重：

    若以私财购厂——

    笔尖停住。后头那半句，他没写下去。因为后头无论写什么，算来算去，都是同一个答案。

    他前世有个教训，刻在骨头上：手里攥着钱，人就守不住。正因如此，他给自己定了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那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眼前这笔账，逼着他问另一个问题：

    进体制，是为了什么？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台灯罩轻轻晃。他把那行“若以私财购厂“圈了起来，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今夜算到这儿。他合上本子，知道明夜有一场更大的算，非把那个问号拉直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