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啥了？“

    “机床擦得比人穿得都齐整。“

    父亲蹬车的腿顿了半下，没接话，一路骑回了村。

    夜里，陶爱民在自己屋里把台灯拧亮，铺开纸。窗外的风刮着电线，呜呜地响。

    他原本要算的是另一笔账：寒假剩下的日子，厂里的事、卫东的事、自己的事，各占几天。可笔落在纸上，写下的却是另一行字。

    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往下算。工资，人均月工资二百六十，一年六百五十五万；养老金和医疗，按工资四成估，一年又是二百六十万；往后若是改制，工龄补偿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光这一项就得上千万。再往下，设备、厂房可以做价，能折出几个钱要看了实物才知道；库存和欠款一进一出，三角债里能收回几成，没人说得准；退休的老工人、工伤的、家属工，后头都排着队。算到第三张纸，铅笔秃了，每一项后头都拖着新的项，越往下数目越大，大到从纸上漫出去。

    他没有停，也没有撕。他把几页纸对齐，压在台灯底下，看着最上头那行字，看了很久。灶间的风箱声早停了，父母那边也熄了灯，全家就剩他这一盏。

    然后他拿起铅笔，在那行字底下另起一行，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写得很慢。

    写完，他把台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