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正逢年集。街两边的摊子比往年稀，卖鞭炮的占了多半，肉摊前排队的人攥着肉票似的攥着钱，一斤一吊地割。供销社门口挂出一批降价的确良，喇叭里放着《恭喜发财》，声音在冷风里发飘。陶爱民拎着网兜从人缝里穿过去，没多停。
院门虚掩。母亲在灶间拉风箱，听见脚步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愣了两秒。
“咋不拍个电报。进京赶考也没你这么突然的。“
“车上能睡着，不遭罪。“
母亲接过网兜，掂了掂，嘴上埋怨乱花钱，手却把最沉的那个拎得稳稳的。屋里比往年素净。墙上新糊了报纸，八仙桌擦得发亮。年货在里屋搁着：往年两条腌鱼，今年一条；两斤猪肉，一袋冻豆腐，一挂小鞭。北屋那两口冻丸子的脸盆，摞在一起，是空的。
晚上母亲才说：“明天小年，丸子减一半。你爸牙口不好，硬的嚼不动，炸多了搁坏。反正你回来了，菜够吃就行。“
陶爱民应了一声，没接话。
父亲是天黑透到家的。三十里地，顶风骑了一个半钟头。进门先拍棉帽上的霜，再脱大衣，大衣下摆扫过门框，带下来一层灰。他比秋天瘦了，颧骨支起来，棉袄空出一截，只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虎口的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饭桌上话不多。母亲说他瘦了，他说车间冷，多耗人。
饭吃到一半，母亲从五斗橱里拿出几张纸，推过来，像出示什么证据：“你看看。厂里打的条子，盖着红章。三个月了，月月发六成，剩下的打这个，说是开春补。“
纸上盖着红星机械厂财务科的章，数字清楚：应发二百七十一元，实发一百六十二元六角，欠发一百零八元四角。
父亲瞥了一眼那几张纸，扒了口饭，说：“条子也是章。厂里难，赖不着谁。“
“章能顶馍馍吃？“母亲声音低下去，“腊月里跟人家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章。“
父亲不吭声了，把碗里的饭扒完，又添了半碗。
“咱厂还算好的，好歹发六成。“母亲把条子收回去，压进橱底，“我那个棉纺厂，压了半个月，主任说过了年一块儿结。“
陶爱民点点头，只问了句年三十家里还忙什么，别的没问。这些母亲信里都写过，信末还嘱咐过：别在他爸跟前提钱。
夜里他睡在自己那间屋，还是走前的样子。窗玻璃上结了霜花。苏晓晴放假前说过的那句话，他又想了一遍，没想透，先搁下。
腊月二十六，去舅舅家送节礼。
舅舅杨立冬家在红旗镇街面上，两间门脸打通的院子。院门口挂了块新牌子，红底黄字：东方实业公司。牌子是喷漆的，字边上还留着描字的粉印。院里新盘了炉子，炉筒子伸出房檐，八个工人正往屋里抬一台旧车床，号子声混着笑骂。卫东出来迎，烟先递过来，自己嘴里也叼着一根，人胖了一圈，皮夹克领子立着。
“公司刚挂牌，腊月里先接了两单修泵的活，开春还有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卫东说这些的时候嗓门不小，院里干活的都听得见。
舅妈端出一盆刚炸好的丸子，肉丸子，油汪汪的，还烫手。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冻梨，还有一包带玻璃纸的糖。母亲坐在炕沿上跟舅妈说话，两个老人都说钱难挣，调子却不一样：一个说完难处就叹气，一个说完难处，又说起了开春的打算。
回家路上，母亲说：“你卫东哥借的那二十万，你舅逢人便说是亲戚凑的，没提你。“
“嗯。就这么说。“
腊月二十八，父亲去厂里结账，陶爱民跟着走了一趟，捎两瓶酒给齐师傅。
厂在县城郊。厂门上的标语掉了一个角，末尾那个字只剩半边。传达室生着炉子，看门老头认识父亲，抬抬下巴放了行。车间那边稀稀拉拉几个人影。齐师傅在钳台边上，七十一了，退休证揣在兜里，人被返聘回来看设备，一个月八十块。
老钻床还在转。皮带换了新的，床头擦得发亮，跟周围几台蒙着苫布的机床不是一码事。齐师傅收酒，推让了一回，收了，拿报纸包好，搁在工具箱上。
“你爸那台钻床，去年秋天大修，我盯着弄的。“齐师傅拍拍床头，“返聘回来没事干，就看看这几台老家伙。年轻人不待见它们喽。“
陶爱民问厂里开春的活多不多。齐师傅把烟在鞋底上磕了磕，半天说了一句：
“厂里就剩这点活，还值得动真手艺了。“
说完往车间那头努了努嘴。那头静悄悄的，玻璃天窗上落着雪。
年三十上午，陶爱民把母亲叫到灶间，从贴身兜里掏出两千块钱，一沓十块的，纸筋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