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大事。“涂老板在电话那头说，嗓音混着南昌茶馆的嘈杂，“是宋头报的一件事，我觉得你该知道。上海那个穿皮夹克的——就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爆了。“
“怎么爆的？“
“五月里被平的仓。他那个户头，前前后后借了十五万，月息五分，光利息一个月七千五。指数破一千二的时候他就补过保证金，破一千一的时候又补，最后破一千，券商把他平了。股票跌剩四万多，先还了利息，本金还欠着七八万。“
陶爱民握着话筒，没说话。
“放贷的天天堵在营业部门口。他把手表押了八百块，皮夹克当了四十。“涂老板顿了顿，“营业部把他列进了不受欢迎的名单，进去看行情都不让。听户头上的人讲，这小子原先是个大学生，九二年休学出来炒股票的，家里人跑来上海找过两回，拖都拖不走。“
“人现在呢？“
“听说要回老家了。“涂老板说，“有人问他还炒不炒，他说不炒了，回去考公务员，换个弄钱的法子。“
换个弄钱的法子。
陶爱民在心里把这七个字过了一遍。不是收手，是换个法子。赌桌上输光的人，想的是换一张桌子。
“涂哥，谢谢。这事我知道了。“
“你要不要见见他？“涂老板问，“宋头能找到人。“
“不见。“陶爱民说，“现在见他，他只会在心里记恨。等他哪天自己想明白，不用人见。“
挂了电话，他在系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走廊里毕业生来来往往搬行李，网兜里的搪瓷缸叮当作响。
他掏出本子，翻到那页，在“待观察“三个字后面添了一行：
“1993年6月，平仓离场。市场教了他第一课。第二课，得等他进了门再说。“
写完，合上本子。心里没有半点快意，只有凉。那张脸是他自己的影子——影子摔碎了，本体还在走。将来这个人在哪个门口出现，谁也说不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这行字记牢。
傍晚，刘警戒办完手续回来，两个人在宿舍楼前的石阶上坐着。晚霞烧了半边天，知了在头顶叫。
“月息五分，一年就是六成利。“刘警戒说，“我查过资料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摆在那儿——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法院不予保护。他那个五分利，一大半在保护线外头。“
“也就是说，放贷的收得没道理。“
“收得没道理，可收得着。“刘警戒说，“借高利贷的人，等不到上法院那一天。人家有别的办法。“
陶爱民点点头。这话是对的。规矩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落到人身上是另一回事。何建平借钱的时候，司法解释就摆在那里，白纸黑字，他一个字没看；现在人家堵门了，他想起法律来也晚了。
“你说他回去考公务员，能考上吗？“
“能。“陶爱民说得很肯定，“这种人考试不一定行，但面试一定行，办事一定快。上头要的就是快的。“
“那不挺好吗。“
“快有两种。“陶爱民看着远处暗下来的操场，“一种是路熟，一种是不看坑。“
刘警戒咀嚼了一下这句话，没接。两个人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天黑透了才上楼。
七月二号，刘警戒走。
行李前一晚就捆好了：一床铺盖，一只木箱，一网兜书。宿舍里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床板上贴着的名字条撕掉了一半。
站台上，陶爱民递给他一个纸盒。
“什么？“
“英雄一百。你在你们系写字好，去了县里写材料，笔要跟手。“
刘警戒拆开，钢笔是墨绿色的，笔帽上崭新。他拿在手里掂了掂，忽然转身从背包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回来。
“我也有东西给你。“
陶爱民拆开。里面是几页纸，手写的，字迹板正——是去年模拟法庭那份“判决书“的底稿。被告陶爱民，罪名投机倒把，本庭宣判：无罪。末尾的日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你留的是复印件还是这个？“
“复印的那份我带走。“刘警戒说，“这份给你。等哪天正本用得上了，我再来写一张。“
陶爱民把那几页纸折好，收进上衣内兜，贴着那个记满数字的本子放着。
站台广播响了，检票的队伍开始往前涌。绿皮车窗一扇一扇摇下来，探出各式的脑袋。
“我走了。“刘警戒背起铺盖卷，走了两步又回头，“爱民，省城不留？“
“看分配。“
“省委办公厅那种地方，挤破头。“
“好地方。“陶爱民说，“太好了。“
刘警戒盯着他看了两秒，笑了：“行。清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