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坐了八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上海，处理涂老板代持账户的最后手续。账户里还有几百股零头，不够一手，得去营业部柜台办清零。
涂老板的人姓宋，在万国证券一个营业部门口等他。三十来岁，灰色夹克，不怎么说话，递了根烟过来。
“陶老板交代过了，手续你签字就行。“
“宋哥，户头上的事你经手的？“
“经手了。去年开户就是我跑的。“
他点头。走进营业部大厅，人不多。跟去年那种排队挤破头的场面差远了。墙上挂着电子行情板，红绿交替，红的还是多一些，但绿色的那几行数字在跳动，跳得人心慌。
柜台办完手续，几百股残股清了。钱打进去，又转出来。一笔一笔的，签名按手印。他签的是涂老板的名字——有委托书，有公证，手续齐全。
办完最后一笔，他把单据收进牛皮纸信封，折了两折，塞进大衣内兜。
转身要走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人打电话。
声音大。很大。
柜台右侧的电话机旁边站着一个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一根一根服服帖帖。左手夹着烟，右手攥着话筒，嗓门压不住。
“放心！你那十万，月底连本带利还你！涨了老子翻倍给你，不涨——哪有不涨的？“
对方不知说了什么，他笑起来，肩膀抖。
“你听我的，现在就是底。外面多少消息了？说二季度还要上一波。二千点挡不住的。你信不信？不信你看着，等我说中了你请我吃饭。“
陶爱民站在原地没走。
他看着那个人。侧脸。颧骨高，下颌方，眉毛粗，中间连着，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左边耳垂上有一颗痣。
他认得这张脸。
不是见过面的那种认得。是另一种——深得多，也远得多。这张脸后来出现过很多次。在**台上，在文件里，在新闻画面里。开会，念稿，做报告，讲的是党风廉政建设。再后来，通报上的措辞他记得清清楚楚——“严重违纪违法““丧失理想信念““把公权力变成谋私工具“。
那张脸的主人叫何建平。名字连带着那张脸一起浮上来，像水底的石头翻了面。
但此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何建平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他。
陶爱民走过去，在那人身边站了一会儿。皮夹克的烟味冲鼻子。他等了几秒，等那人挂了电话，才开口。
“兄弟。“
那人转过头，上下打量他。一个穿军大衣的学生，年纪不大。
“什么事？“
“杠杆是催命符。“陶爱民说，声音不高，“见好就收吧。借高利贷买股票，赚了还得上利息，亏了连本都翻不回来。“
那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善意的笑。
“哪来的学生？“他把烟灰弹到地上，头都没怎么抬，“滚一边去，懂什么。“
陶爱民没生气。他看着那人把话筒重新拿起来，又开始拨号。手指夹着烟，烟灰要掉不掉的。烟雾缭绕里那张脸和记忆深处的另一张脸慢慢重合了，轮廓一样，神态一样，连那种不把人放在眼里的劲儿都一样。
他转身走。营业部大厅水磨石地面反着光，皮鞋踩上去哒哒响。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何建平还在打电话，一只手比划着，腰板挺直。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意气风发。
出了营业部，宋头在外面等着。两个人走到街口，宋头拦了辆三轮。
“陶老板，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吃了，赶火车。单据我拿着，别的你收好。回头我让涂老板跟你对账。“
宋头点头。陶爱民上了三轮，回头看了一眼万国证券的招牌。二楼窗户亮着灯，看不清里面的人了。
回到临江是第二天傍晚。
他去找了刘警戒。法律系的办公室在四舍一楼东头，刘警戒一个人坐在里面翻案卷，桌上放着半杯凉茶。
“回来了？上海那边办完了？“
“办完了。“
他在刘警戒对面坐下，想了一会儿措辞。
“警戒，有件事你帮我记一下。今天我碰到一个人，二十三四岁，在上海的营业部。姓何，好像叫何建平，也可能我记错了。穿皮夹克，戴金丝眼镜，左边耳垂上有颗痣。在借高利贷买股票。“
刘警戒把茶杯放下来。“你要查他？“
“不查。你帮我留意就行。如果这个人将来进体制——不管是考公务员还是别的途径——你跟我提一声。“
“为什么？“
“直觉。“
刘警戒看着他，没追问。两个人认识快两年了，他知道陶爱民说“直觉“两个字的时候，背后一定有理由，只是不说。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