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签率百分之二十五。比第三轮又高了五个点。按理说这是好事——中签的人多了，能认购的新股也多了。但陶爱民在报刊室翻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收窄了。
第二轮认购的新股，7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两百。第三轮的新股，11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百二。到第四轮，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新股破发“的可能性。
涨幅在缩。速度在慢。水还在涨，但潮头已经平了。
陶爱民把报纸合上，没有多想。他手里已经没有认购证了，十二月初全部清干净了。第四轮跟他无关。
但跟别人有关。
学校里，暑期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命运开始分叉。赵红军赚了三千多，国庆后及时退了出来，逢人便说“见好就收“。钱明没赚没亏，本钱拿回来了，算是白忙一场。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投了八千块，账户浮盈一千多，但他没卖——他说“等涨到两万再走“。
然后是黄伟。
黄伟是经济系大三的，跟赵红军同班。人瘦，话少，戴一副黑框眼镜，成绩中上。暑假里赵红军拉他去上海开户，他犹豫了三天，最后把自己攒了一年的八百块生活费投了进去。
八百块。一年的饭钱。
他买了一只化工股，七块二进的。涨到八块五没卖，跌到六块八没割，跌到五块三的时候他终于卖了。八百块变成五百六。亏了两百四。
加上来回车票、开户费，实际亏了将近四百。
但这些数字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他后来又借了四百块补仓。补在六块一的价位。然后又跌了。
到12月中旬，黄伟的总亏损超过了八百块。一年生活费，全没了。
那天晚上，陶爱民在图书馆看完书回宿舍，路过三号楼的时候听见楼上有动静。有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把脸埋在枕头里。
同楼层的人站在走廊里，小声议论。
“黄伟喝多了，半瓶白酒。“
“他亏了多少？“
“八百。一年的生活费。“
“操。“
陶爱民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儿。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夹着干呕。有人进去递了杯水，被推开了。
他想了想，转身下了楼。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袋馒头和一壶热水。他敲了敲黄伟宿舍的门，开门的是黄伟的室友。
黄伟躺在床上，脸朝墙，肩膀在抖。地上倒着一个白酒瓶子，空了。空气里全是酒精味和汗味。
陶爱民把馒头和热水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拉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黄伟没回头。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走廊里的脚步声来来去去，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黄伟。“陶爱民开口了，声音不高。
黄伟的肩膀抖了一下，没回头。
“你现在亏的，是学费。“
黄伟慢慢翻过身来。眼睛红肿，脸上全是泪痕和酒渍，头发贴在额头上。
“将来你会赚回来。“陶爱民说，“但记住这个滋味。“
他没有说“别难过“，没有说“钱没了可以再赚“，更没有掏钱替黄伟补窟窿。给钱是最简单的事，也是最坏的事——它会让人觉得亏损能被轻易抹平，下次还敢赌。
他只说了那两句话，然后站起来走了。馒头和热水留在桌上。
黄伟后来确实赚回来了。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名基金经理，以风格稳健著称。他管理的基金，从未在任何一年亏损超过百分之五。业内人士问他秘诀，他说：“我记着一个滋味。“
这是后话。
12月下旬，期末考试。陶爱民照常去上课、考试、交卷。政治经济学九十一分，西方经济学原理八十五分，会计学基础九十三分，统计学八十八分。成绩不好不坏，中上水平。
考完试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去了图书馆三楼。三楼靠东边有一张长桌，平时没人坐。他把蓝皮本子摊开，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翻。
2月。自有资金4200。舅舅借了两万。父亲给了五千。周文远出了三千。合计61988元。
3月。买入第一批认购证。
5月。第一轮摇号。未中签认购证从三十涨到三百。
6月。第二轮摇号。中签率百分之十五。卖五百张未中签证，借三十五万，追加认购五十四万。
7月。新股上市。九万股，市值两百七十万。
8月。一股不卖。
9月。第三轮摇号。中签三百零二张，全部卖出。一百二十万零八千。还清借款。
10月。开始分批卖股票。
11月。清仓完毕。
12月。清掉剩余认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