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警戒不说话了。他把红薯吃完，连皮都嚼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

    “我爸干刑警二十多年，“他忽然开口，声音低了下去，“抓回来的人里，一半当年都是''冲上去''的。审讯记录我小时候偷看过几份，开头都差不多——''一时没忍住''。就这五个字，后头跟的是好几年。“他把红薯皮里最后一点瓤抠出来吃了，“我爷爷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让我记住我爸立在什么地方。你方才在记录台那一站——说实话，比我这个学两年的，还像那么回事。“

    “我就是个记性好、看账本的。“陶爱民说。

    “记性好的人多了。“刘警戒摇头，“可紧要关头，能想起本本上第几章第几条的，只有把本本当真的人。“

    “陶爱民，“他说，“下礼拜我们系模拟法庭，我演公诉人。你来不来？“

    “来。“陶爱民也站起来，“我给你们当被告。“

    刘警戒愣了一秒，大笑，笑声惊得炉边的麻雀飞起来。两个人一路笑到了岔路口。

    回到图书馆还书的时候，天擦黑了。陶爱民把那本借了一冬的《金融时报》合订本放回架子，抽出来的是一本《经济研究》。翻开扉页，借书卡上，前一个名字是钢笔写的，字迹清瘦：

    农学院园艺系，一年级，苏晓晴。

    他看了一眼，没多想，把书夹在腋下，走进了暮色里。有些人的一辈子，要很多年以后，才会和另一辈子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