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小字：爸，眼镜一副，四块五，儿子出。剩下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块六毛，全部带回临江，存进储蓄所，存了整整一年。

    三月四号，开学第二天，他没去教室。

    他去了图书馆三楼，报刊室。管理员是位戴套袖的老先生，见他要一九九〇年全年的《金融时报》《经济日报》合订本，又添了一摞《上海证券报》创刊号以来的每一期，给他搬了三摞，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同学，看报纸的，你是头一个。“老先生给他倒了杯水。

    “不看报纸。“陶爱民说，“抄报纸。“

    “抄什么？“

    “抄政策。“

    老先生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柜台去了。临走丢下一句：“抄坏了要赔的，铅笔来，别用钢笔。“

    上午的太阳斜进来，落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版面上。十二月十九号那张的头版，他停留得最久——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照片上一面锣。他记得前世报纸上登过这面锣，也记得后来多少人念叨这一声锣响。可他现在要看的不在照片上，在字缝里：锣响之前，纸面上写了什么；锣响之后，又添了什么。他从铅笔盒里抽出铅笔，在自带的白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国库券的事，到今天为止。他对自己的账本说。

    从今天起，找政策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