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身上只留车饭钱。这是列车长教他的，他记着，也用上了。

    刨去这一趟的车饭杂费一百零五块，净落七千零六十三块八毛五。账上，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

    这是他挣钱最多的一趟，也是他离家最久的一趟——四天，腊月二十二才到家。四天里他没睡过一个整觉，眼窝陷下去一圈，可脚步比来时轻——货出了，钱进了银行，身上只有一张汇票和几十块车饭钱，人像卸了货的船，浮得高。

    夜里进村，老远就闻见年味了。谁家在蒸年糕，糯米粉的甜气一团一团地漫在冷空气里；再走近，零星的爆竹声，一声，又一声。村口的路上，家家门口挂了灯。

    陶爱民背着包，一步一步往村里走。他数着那些灯：第一盏，代销店的；第二盏，五叔家的；第三盏——

    第三盏是他家的。灯不高，十五瓦，可门口立着个人影，裹着棉袄，缩着脖子，看见他，那影子一下子直起来了。

    是母亲。她没喊，就那么站着，等他走近了，才伸手接他的包，摸到包带上的霜，说了一句：

    “棉鞋穿了没有？“

    前世，2027年那个冬天，临江光明里的夜里没有灯，没有一扇门为他开。这一世，村口第三盏灯底下，有人给他留着门。

    陶爱民鼻子一酸，低着头，把那口气咽下去了。

    “穿了。“他说，“妈，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