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盯着那本账看了很久。他看不太懂每一笔，可他看得懂那个趋势：收进来的折数，一列比一列高。

    “行。“父亲说，“听你的。“他又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忽然又问，“那——挣多少算够？“

    陶爱民沉默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明年二月的上海，在那张三十块钱一张的纸上。可这话现在说，谁信？说了，父亲第一个把他锁在家里。

    “够我们全家过河的。“他说。

    夜里，他睡在自己屋里。迷迷糊糊听见堂屋有动静，起来看，是父亲在磨刀石上磨菜刀——快过年了，要备年货了。在灯影里，父亲弓着背，一下，一下，磨得很匀。

    陶爱民站在门帘后面看了一会儿，没出声，回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他叫住，从怀里摸出一个旧布块包，一层一层打开——有三百块钱，和新的票。

    “嘿，这是我们厂里的年终奖嘞，加我三个月攒的。“父亲把钱往桌上一放，“仔你拿去，入个股吧。“

    陶爱民看着那三百块钱，看了足有五秒钟，然后把旧布块包推了回去，连钱一起。

    “爸，本钱够了。“他把包布的四个角替父亲折好，“您的钱，留着。“

    “嫌少？“

    “不是嫌少。“陶爱民说，“是开春我有大用场，到时候，我要跟您和妈商量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比这三百块大得多——您把钱攥好，一分都别乱花。“

    父亲愣住了。磨了一辈子机器的手，捏着那个手绢包，半天，问：“多大的事？“

    “过了年，“陶爱民说，“我就知道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