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账本摊在膝盖上。车厢昏黄，对面的工人啃着烧鸡，酒气熏人。他写下十二月的累计——一万二千五百零九块一毛五——然后笔尖悬着，停了很久。

    窗外黑黢黢的原野上，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他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一件小事：有一晚他从储蓄所门口收完券回学校，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人。他拐进一家国营饭店，在亮堂堂的大堂里坐了一刻钟，喝了一碗汤。再出来，那个人没了。

    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他把现金的习惯改了。原来两千块缝在棉毛裤腰里，如今拆成三处：贴身一处，鞋垫底下一处，账本夹层里压着两张五十的——那是“丢得起的钱“，真有人下手，第一处给出去，还有两处能保他回到家。夜里上车，他不坐靠窗，专挑离列车员室近的过道座，行李搁在上铺，绳子在手腕上绕一圈。这些事前世用不着他操心——前世走到哪儿，自然有人把一切安排好；如今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给自己当警卫员。

    前世在台上，他听过一句牢骚话，是位老公安说的：钱这东西，放在明处是数字，放在暗处是祸。那时他点头，如今他懂了——账本上的一万二千五百块，是数字；棉毛裤腰里的那一沓，是祸。让数字归数字，让祸离身子越远越好，这是他给自己上的第一堂课，比政治经济学要紧。

    他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写给自己的：

    钱一过万，就不是钱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