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条蛇皮袋码在车板上，绳子勒了三道。陶爱民在后面推，父亲在前面拉，出陶家湾的土路还带着夜里的潮气，车轱辘压出两道深印。
“粮站几点开门？“他问。
“七点半。“父亲头也不回，“赶早，不赶集。“
不赶集——今天不是集日，交议购粮的人少，过磅快，价钱也问得清。这个安排没有一个人跟父亲商量过，是他自己定的。陶爱民在车后头推着，心里想：这个家里，路数最清楚的人，从来不是说话最多的那个。
七点四十，红旗镇粮站。
司磅员姓侯，六袋稻谷一袋一袋上磅，唱秤的声音又高又长。最后合计，三百一十二斤，一斤不差——父亲在家过的秤，跟公家的磅准得严丝合缝。
“议购价四毛五。“开票的会计拨着算盘，“三百一十二斤，“
“一百四十块零四毛。“窗口外头，陶爱民接了一句。
算盘珠子停了半拍。会计抬起头，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手空空，连个算盘都没拿。他低头把最后一档拨完，票据从窗口推出来，正好一百四十块零四毛。
“小伙子，在哪儿学的算盘？“
“没学过。“陶爱民说，“老师教得好。“
付款窗口数出钱来：四张大团结，剩下的是一块两块的票子，还有一把用纸条箍着的毛票。父亲接了，点了两遍，卷进手绢塞进贴身衣袋，再把六条空蛇皮袋一抖一抖叠好，动作跟收拾工具一样。
九点半，镇食品站。
猪在板车上叫了一路，进了院子倒安静了。验级员围着它转了一圈，捏了捏脊背上的膘，报价：“毛猪，一块五。“
过磅，一百七十六斤。
陶爱民站在一边，看那个数字落在单子上：二百六十四块。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再养两个月，催到两百二十斤，能卖三百三十块，差价六十六。前几天夜里，母亲跟父亲算的那笔“亏六十块“，就是这笔账。
父亲蹲在墙根点了一支烟。猪被赶进圈的时候，他没看。
养了两年的猪，他没看。
中午，清源县城。
舅家在铁西农机站家属院，三间平房，院里搭着棚，棚底下摞着两台拆开的手扶拖拉机，零件按拆下来的顺序一溜排开，每个螺钉都穿在纸板上，写着序号。
舅舅杨立冬从棚子底下直起腰。四十五岁的人，手掌摊开来比父亲的还糙，指甲缝里的机油洗了二十年也没洗掉。他看了看外甥，又看了看姐姐姐夫，把手在褂子上蹭了两把：“进屋。“
饭桌上，陶爱民把话说明白了。只说了一遍，从信用社的黑板报说起，说到上海柜台的价格，说到一趟能挣几成，说到四千二百块的本钱从哪儿来。
桌上的空气沉了一阵。
舅妈先开的口。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爱民，不是舅妈说你。你刚考完大学，好赖还不知道，就要跑这个？街上人都说这叫倒腾——前年供销社老李倒腾化肥指标，咋样？游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妈眼睛还要不要了？“
这话说得不客气。陶援朝的脸沉了一半，被陶爱民在桌子底下按住了手背。
“舅妈担心得对。“他不急不恼，从书包里取出三页纸，推过去，“您先看看这个。“
三页纸，是昨晚在煤油灯底下写的。第一页，行情：本县和邻近几个县，国库券私下转手贴两到三成；上海柜台挂牌收购，贴着面值走——中间的价差是多少，一笔一笔列着。第二页，本钱：家里能凑多少，缺口多少。第三页，风险和退路：钱怎么带、怎么缝、夜车怎么办；最坏的情况，券卖不出去，捏在手里到期，国家还本付息，年息一分多，比信用社存款还高——这一条下面划了道横线，写着四个字：底线在此。
杨立冬一页一页看得极慢。他是农机站的修理组长，看惯了图纸，这三页纸在他手里，跟一张装配图没两样。看完，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券要是丢了呢？“
“钱分三处。贴身一处，包底一处，鞋垫底下一处。不走夜路，不住大店，车上不睡死。“
第二个：“上海的价，要是落了呢？“
“我收进来不超过八折。落到九十二以下我不出手，把券带回来，捏到期兑本息。“陶爱民说，“所以最坏不是亏，是少挣。“
第三个问题，杨立冬问得最慢：“你要是挣钱了，是你家的。你要是折在外头呢？“
“借条上写着。“陶爱民说，“本和息，我一个人还。跟我爸妈没关系，跟您和舅妈也没关系。“
屋里静了。舅妈端着碗没动筷子。杨立冬盯着外甥看了半天，忽然扭头冲里屋喊：“卫东，去把柜子里的存折拿来。“
存折上，两千一百块。那是这个家十年的家底，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