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考场是幌子。红旗中学他就读了三年，哪间教室门歪、哪张桌子缺角，他闭着眼都数得出来。他要看的，是1990年6月的红旗镇——用三十七年后的那双眼睛，重新看一遍。
镇子就一条主街，两里地长。供销社刚开门，营业员在用鸡毛掸子掸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的确良衬衫、暖水瓶、搪瓷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七十六元。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化肥供应通知，尿素每担上调一元二。
粮站在供销社西边。院子里停着三辆拖拉机，几个农民蹲在树荫下抽烟袋，等着交定购粮。过磅员扯着嗓子唱秤，唱一声，记账员在册子上划一道。
信用社在粮站斜对面，一扇绿漆铁门，门口小黑板上是粉笔字：六月国债（国库券）到期兑付启事。
陶爱民在黑板前站住了。
来了。他这一趟出门，真正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
他推门进去。营业厅很小，一张柜台，两个窗口，开着一个。柜台里的女营业员三十来岁，正低头拨算盘。
“大姐，问个事。“他把声音放得客气，“国库券，咱这儿能买吗？“
女营业员抬起头，上下打量他：“买那个做啥？又不能吃不能喝，压三年才到期。“
“上海能卖不？“
“卖？“女营业员笑了，像是听见什么稀罕事，“小伙子，咱镇上去年有个老师，家里攒了两千块国库券，急用钱，拿到县城人民银行去兑，人家告诉他，只收兑到期的，不到期的想变现，得去上海的转让柜台——你猜怎么着？他大老远跑了一趟上海，两千块的券，卖了二千一。“
“多卖了一百？“陶爱民问。
“是啊，你说怪不怪。“女营业员把算盘一推，“咱这儿人人把它当死钱，上海人倒拿它当宝。前年还有人拿国库券抵电风扇钱，抵得比现金还少两成——你说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陶爱民没答。他心里那个数字，比这位大姐清楚一万倍。
1990年，全国的国库券不许流通，只许到期兑付，可各地的转让价格是两回事。像合肥、南昌这些地方，现金饥渴，国库券七八折就肯往外卖；上海资金充裕，转让价贴着面值走，好的时候还能溢价。一张面值一百块的国库券，从合肥拿到上海，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二十块。
七八年后在台上做报告，他能把这段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无风险套利，杨百万们靠一辆自行车和一个麻袋完成原始积累。可是讲归讲，他从来没往自己身上想过——那时候他已经不屑于挣这种辛苦钱了。
不屑于挣辛苦钱的人，最后进了监狱。
“大姐，“他又问，“去上海的火车，从哪儿坐？“
“清源县城，火车站。一天两班过路车，凌晨一班，下午一班。“女营业员狐疑地看着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小伙子，你问这个干啥？你看着像个学生啊。“
“明天高考。“陶爱民笑了笑，“考完了，想出去见见世面。“
出了信用社，日头升高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街口突突地开过去，卷起一路黄土。
粉尘腾起来的那一瞬间，陶爱民僵在了原地。
那股味道——干燥的、呛人的、带着一点砖腥味的土——劈头盖脸地罩下来。眼前的主街没了，供销社没了，他看见的是一条挤满推土机的巷子，一个抱着门框的老人，一条弯成奇怪角度的腿，和满天的、落在头发上滚烫的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喂。“
有人拍他的肩膀。陶爱民一回头，一只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递到他面前。
“中暑了？“李正律站在他身后，方脸，浓眉，个子不高，肩膀宽得像半扇门板，“大晴天站在路中间发什么愣。“
陶爱民接过来灌了一口。井水，凉得激牙。他把水壶还回去，呼吸慢慢匀下来——一，二，三……他在心里默数到十，把那条巷子、那个老人、那声喊，重新压回三十七年之后。
“想考试的事。“他说。
“想考试的事会想出汗？“李正律不信，但也没追。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卷子，卷角都翻毛了，“政治的最后三道大题，我押了三个方向，你要不要看看？“
“你押的什么？“
“一个物价改革，一个沿海开放，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李正律扳着手指头，指关节粗大，“我押了三个月了，每天背到十二点。我爸说我是魔怔了——魔怔就魔怔，我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陶爱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李正律，红旗镇李家坳人，跟他同一年生，同一个村小，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坐了三年前后桌。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全班都记不住《中学生守则》，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全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