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升主张快、主张稳，选在祝跃进上工的路上。清早，他一个人从出租屋出来，走一段固定的巷子去厂里，这段路窄、人少、没岔口。三面一围，他跑不掉，也来不及做什么。
“清早他脑子最钝，刚睡醒，防备最松。”韩东升说，“上工路上动手，前后就他一个人，不牵连旁人，也不给他回屋摸东西的机会。”
温则鸣的手指停在地图上那间出租屋上，没挪开。
不是反对。他是想到了另一头。
“他在那屋里住了几年。”温则鸣说，“十年了，谁知道他手边还压着什么？抓人之前先把路上截了，那屋就得等搜查令。一来一回，给了房东、给了任何一个人进去清理的空当。”
“他独居，屋里能有什么？”韩东升说，“十年了。他手边要还留着罪证，等于给自己脖子上套绳。正常人不会留。”
“正常人不会。”温则鸣说，“可这个人十年没成家，一个人住，屋里没别人。床底下压着什么，谁也说不准。”
“我不是跟你抬杠。”他把地图往自己这边拖了半寸，“我是干这行的。人心里搁不下的东西，嘴上说扔了，手是舍不得的。人和屋，最好一块儿端。抓他那一刻，搜查证同步到，屋子当场封。”
两个人各让一步，方案定了下来：清早收网，抓捕组在巷子里等他，搜查组同一时间到出租屋，人一落网，屋子立刻封控。异地协同，当地警方带路、把关。
出发前，袁承志只交代了一句。
“他杀过人，可这十年也救过人。抓他，依法依规，该有的一样不少。”他说，“咱们跟他不一样。”
南下的车连夜开。到地方，已是后半夜。
当地警方早接到协作函，派了熟悉路况的人带路。抓捕组和搜查组分头潜伏，一组守在那条窄巷两头，一组盯着出租屋，都换了便装，混在早起出摊、扫街的人里，不起眼。
清晨的雾还没散。对讲机声音压得极低，一句一句报着位置。
“他要是不走这条巷呢。”有年轻队员小声问。
“他走了三年这条巷。”郑海峰盯着巷口，“人是有惯性的。越是想装得跟平常一样的人，越离不开老路子。他今天，还会走这条。”
七点差一刻。
出租屋的灯亮了，又灭了。
“出来了。”对讲机里一声。
祝跃进照常在七点前出了门。灰扑扑的工装，手里拎着个旧饭盒，低着头，走进那条窄巷。
走到一半，巷子两头，人影同时围了上来。
他站住了。
没有喊，没有跑，也没有像韩东升防着的那样去砸手机、去挣扎。他只是站在那儿，拎着饭盒，看着围上来的人，像是在看一件等了很久、终于来了的东西。
“警察。”带队的出示证件和拘留证，“祝跃进，你涉嫌十年前一起故意杀人案，现依法对你执行刑事拘留。”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饭盒从手里滑下去，磕在地上，盖子弹开，滚出来半个馒头，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滚了两圈。
他低头看着那半个馒头，没去捡。
铐子扣上的时候，他忽然抬起头，颤颤问了一句。
“你们还是找来了。”
没有人答他。他也没再问。那副神情不像刚被抓住，倒像终于卸下了一副背了十年的担子。
同一时刻，出租屋被打开。当地两名民警在门口做见证，全程录像。
搜查证上写明的对象，是与本案有关的物品、文件。作案那晚穿的、用的，十年前就没了指望：那件雨衣当年随尸体一并提取，此刻正躺在市局的物证箱里；捆人的电线也在同一个箱子里。这屋里不会有作案工具。
要找的是别的。人杀了人，往后十年总要留下点什么，才对得住他心里那份不安。搜的是这个。
屋里干净得出奇。床是单人的，桌子就一张，靠墙立着个塑料衣柜。柜子里挂着三件工装，底下叠着两件换洗的。墙角一只旧行李箱，空的，箱盖朝上敞着，像是随时可以往里塞东西走人。住了几年的屋子，没有一样多余的物件。
翻到床板底下，翻出来了。
一个上锁的铁盒。
盒子是旧的，锁是新配的。锁芯发亮，钥匙进出得多了，磨得没了棱。这盒子常开。不是压在床底忘了的东西。
一沓剪报，码得整整齐齐。十年来，凡是案发当地报纸，登过一星半点“城郊旧案”“积案未破”字样的，他都剪下来，一张压一张。
有几张的边上，还用铅笔写着日子，是他剪下来那天的日子。
最上面一张最新，是打印的，纸还没发黄。网上翻出来的一条短消息：那座城的公安局开展积年旧案攻坚。
那条消息见报的时候，专案组的白板上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