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柜的，上次订的棉袍好了没？”
“好了好了，里头找去。”
余则成进了后屋，从柜子里拿出一件灰色的粗布棉袍和一顶瓜皮帽。
这是他之前准备的备用装束，天津站的机要室主任穿大衣戴礼帽，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穿棉袍戴瓜皮帽。
他换好衣服，把大衣叠好塞进柜子，从后门出去。
后门通向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条胡同，胡同穿过去就是另一条大马路。
余则成没有直接往茶馆走。
他先往北走了三个路口，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报刊亭前停下来，假装买了一份报纸。
买报纸的时候，他用报纸的反光面扫了一眼身后。
没有尾巴。
但余则成没有掉以轻心。
他折回来，往东走了两个路口，在一个电车站上了一辆电车。
电车晃晃悠悠地走了两站，余则成从后门跳了下来。
跳下来的时候，他的目光迅速扫过车站周围。
卖豆腐脑的老头，推自行车的学生，拎着菜篮子的大妈。
没有异常。
余则成又走了一段路，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里只有一盏路灯，灯泡半死不活地闪着，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他在一个墙角蹲下来，装作系鞋带，眼睛却一直盯着巷口。
等了三分钟。
没有人跟过来。
余则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快步穿过巷子，从另一头出去。
六点二十五分，他到了海河边。
老顺源茶馆就在河堤下面，两层的砖楼，楼下卖茶水点心，楼上是几间包厢。
冬天的生意不好做，楼下只坐了三四桌客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磕瓜子聊天。
余则成上了二楼，挑了一间靠窗的包厢坐下。
“老板，一壶龙井，两碟花生米。”
伙计应了一声，很快把茶水端了上来。
余则成倒了一杯茶，坐在窗边，看着楼下海河边上的景色。
河面结了冰，冰上有几个小孩在溜冰玩儿，嬉笑声顺着风传上来，听着远，又像是在耳边。
六点四十分。
六点五十分。
六点五十八分。
余则成的手指在茶杯上叩了两下。
他在心里想象着等一下推门进来的人。
也许是一个像秋掌柜那样精明干练的老江湖，穿着低调的长衫，眼神锐利但不外露，说话简洁有力。
也许是一个像左蓝那样知性沉稳的女同志，穿着旗袍或学生装，谈吐得体，一看就是受过教育的人。
延安派到敌占区来的联络员，总该是挑过的精兵强将吧。
七点整。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轻巧谨慎的脚步声，而是咚咚咚的，像是有人穿着一双不合脚的硬底鞋往上冲。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余则成站起身来。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三十来岁，圆脸，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花布棉袄，袄上的扣子系错了一颗，头发在脑后胡乱挽了一个髻，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满脸通红，像是赶了很远的路。
她的眼神在包厢里乱转了两圈，最后落在了余则成身上。
“你就是余则成？”
嗓门大得像是在隔着一条河喊人。
余则成愣了一秒。
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确认身份，而是下意识地往门外看了一眼，确认走廊上没有别人。
然后他快步走过去，把门关上了。
“你小声点！”
余则成压着嗓子说了第二遍，同时伸手把包厢的门闩插上了。
那个女人瞪了他一眼，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大咧咧地往桌上一趴，喘着粗气。
“可算到了，走了一下午的路，这城里的道弯弯绕绕的跟迷魂阵似的，我差点没找着。”
她的嗓门虽然比刚才小了一点，但在这个安静的茶馆包厢里依然显得格外炸耳。
余则成站在原地，脑子里飞速运转。
“接头暗号，”他盯着她说。
“啥？”
“暗号，”余则成重复了一遍，“你是组织派来的，得先对暗号。”
“哦，”女人从棉袄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念道，“天冷了，该添炭了。”
“嗯，添炭不如添棉，棉暖心也暖。”
暗号对上了。
余则成松了一口气，但只松了半口。
因为他在对暗号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