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疤脸蹲在防空洞门口，脸色还有些发黄，但精神比前两天好了不少。磺胺的药效在慢慢起作用。
“说。”
“那个清洁工叫赵德水，街坊都叫他老赵。四十三岁。沦陷前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工，管锅炉房的。南京沦陷后学校停了，他被汪伪的后勤处征去做杂役，前年分到了电讯管理总局。”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了。老婆在1937年冬天被日本兵……”刀疤脸停了一下，“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城南的一间棚户里。每天收工后去三岔巷的一家小酒馆喝闷酒。”
余则成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一个被战争碾碎了生活的普通人。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工作，沦为侵略者的清洁工，每天靠几杯劣酒麻醉自己。
这种人身上通常有两样东西。怨恨和脆弱。
“酒馆在哪儿？”
“三岔巷往东拐第二个胡同口。门口挂着一个葫芦招牌。掌柜的姓孙，自酿的高粱酒，两毛钱一碗。”
“你怎么打听到的？”
刀疤脸嘿嘿笑了一声：“拉垃圾车的那个瘸子是我以前跑码头时认识的。他每天从电讯管理总局拉垃圾去城外的焚化坑。老赵跟他关系不错，经常搭他的车回家。”
余则成站起来。
“你今天在这里休息。我去一趟酒馆。”
“先生，我也能去……”
“你的脸在城南太熟了。”余则成打断了他，“你的价值是情报网，不是跑腿。留着精神，后面有更重要的活儿。”
刀疤脸咧了咧嘴，没再争。
当天傍晚。三岔巷。
余则成换了一身打扮。他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裤腿上沾着石灰和泥点子。头发用水抹得贴在头皮上，脸上故意抹了一层灰。他看起来像一个四处找活儿的散工。
酒馆很小。一间门脸，三张方桌，一个用木板搭的柜台。掌柜的孙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角落里坐着一个人。
深蓝色工装。肩膀前塌。一碗酒放在面前，只喝了一半。
老赵。
余则成走到柜台前，掏出两毛钱拍在台面上。
“来碗酒。”
孙老板睁开眼，给他倒了一碗。
余则成端着酒碗，在老赵对面的桌子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空桌。
他没有主动搭话。
他喝了一口酒。酒很烈，辣得嗓子冒烟。但他脸上没有露出不适的表情。军统的训练让他能面不改色地喝下任何东西。
老赵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余则成等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一股故意压出来的疲惫感。
“兄弟，你也是做杂工的？”
老赵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余则成用下巴指了指他的工装：“你这身衣服，领子上有碱水的白渍。这是擦洗地板的人才会留下的痕迹。我以前在中央大学锅炉房干过，那帮做清洁的工友身上都有这个味儿。”
老赵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在中央大学干过？”
“嗯。1936年进去的，干了一年多。后来日本人来了，学校散了，我也就没地方去了。”余则成端起酒碗又喝了一口，“这两年东跑西跑，哪儿有活儿干哪儿。你呢？”
“我也是中央大学的。”老赵的声音突然多了一丝活气，“我管锅炉房的。你进来那会儿，是不是郑总务长批的条子？”
“对，郑总务长。”余则成随口应道。
这个名字是刀疤脸提前帮他打听到的。
两个“前同事”的距离瞬间拉近了。老赵把自己那碗没喝完的酒端过来，跟余则成拼了一桌。
“孙老板，再来一碗。”老赵冲柜台喊了一声。
酒来了。两个人碰了一下碗。
三碗酒下去以后，老赵的话开始多了起来。
他骂日本人。骂汪伪政府。骂那些穿着军装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所谓“皇军”。他骂的时候声音不大，但眼睛里有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恨意。
余则成没有打断他。他只是听着，偶尔附和一两句。
四碗酒以后，老赵的舌头开始发硬了。
“兄弟，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我每天给他们擦地板、倒痰盂、清垃圾，他们还嫌我脏。一个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就因为我扫地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的皮靴。”
“你现在在哪儿做工？”
“电讯管理总局。”老赵灌了一口酒，“就那个灰楼。三层楼，外面看着不起眼，里面全是机器。嗡嗡嗡的响，一天到晚不停。我每天从一楼扫到三楼，三楼扫到地下室。”
余则成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