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之后，《海鸥》第三轮演出开票，十二场，两小时之内全部售罄。
孟导打电话来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念天气预报，但安慧从他的停顿里听出了满意。
“第三轮演出会比第二轮更好，”孟导说，“前莲花轮你在演妮娜，第三轮了，你就是妮娜。”
安慧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想了想，觉得孟导说得对。
第一轮的时候，她花了很多心思去想“怎么演”，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经过了反复的设计和推敲，像在走一条画好线的路。
但现在，那些线已经模糊了，她不再去想怎么演，她只是在台上活着，从第一幕出生，到第四幕蜕变。
六月中旬，《海鸥》第三轮演出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拉开帷幕。
首场那天，安慧走出去，灯光打在她身上，台下鸦雀无声。
那一场演完，谢幕的时候掌声经久不息。
安慧站在台上鞠躬，再鞠躬，再鞠躬。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前排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在擦眼泪。
安慧对着老太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到后台。
卸妆的时候，刘姐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表情有些微妙。
“什么东西？”安慧一边卸妆一边问。
“香港电影节发来的邀请。他们想请你去做评审。”刘姐把信封递过来。
“主竞赛单元，评审团成员。不是你想的那种打酱油的评审，是真正的、有投票权的评委。”
安慧接过来，拆开，一张烫金邀请函，措辞极为正式，落款是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
她把邀请函看了两遍，放在化妆台上，继续卸妆。
“去不去？”刘姐问。
“去。”安慧说，“今年十一月的?”
“嗯，十一月中旬，正好《海边》那时候应该能拍完了，档期应该没问题。”
安慧对着镜子，用湿棉片慢慢擦掉最后一点眼妆，露出素净的脸。
镜子里的人，二十四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稳一些，眼睛里装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东西。
不是沧桑，是厚度。
那些她走过的路、演过的角色、在那些角色背后看过的世界，像一层一层的漆，薄薄地刷在她身上，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温润的、沉着的、不刺眼但无法忽视的光泽。
六月底的一个傍晚，安慧在排练结束之后接到了程砚声的电话。
“八月十八号开机，”程砚声说，“你七月底过来，提前两周进组，我需要你融入进那个地方。”
安慧靠在排练厅的墙上，电话贴在耳边，身上还穿着妮娜的戏服——那条穿过很多次的白色长裙，腰带上的浅蓝色缎带有些起毛了。
“好。”她说。
“注意事项我发给你了，”程砚声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那天看完日出，感觉怎么样？”
安慧想了想，说：“我觉得小兰在那天早上，应该不是悲伤的。”
“哦？”
“她之前的人生有太多的不甘心，但那一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那些不甘心可能没有消失，但她可能在那一瞬间会觉得它们没那么重要了。”
“她看完了那个日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完成，不是对生命的告别，是对自己的交代。”
程砚声沉默了很久。
久到安慧以为信号断了，正要挂掉，程砚声的声音又响起来。
“你再说一遍。”
安慧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程砚声的意思——他需要确认，她是不是真的理解了那个角色。
她握紧手机，收起了那种即兴的感性，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极慢极沉：
“小兰的前半生，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选择。读书被剥夺，打工的钱被拿走，婚姻是相亲安排的，开超市是为了养孩子糊口。她的整个人生都是被动的，都在为别人活。”
“但这个日出是她主动要看的。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她没有选择去治病，没有选择跟命运抗争，她只是决定，在最后的日子里做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这个日出不是她对生命的告别，是她终于成为自己的仪式。”
“所以在那天早上，站在海边的那一刻，她不是悲壮的、不是惨烈的，她是平静的、释然的，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幸福的。”
电话那头，程砚声的呼吸声平稳而绵长。
安慧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听见他在电话那边说了一句：“小兰的戏份，我可能要加一些。”
安慧微怔：“加戏？”
“是的，不过暂时不知道加多少。”程砚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原计划她的戏份大概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