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信深以为然。
总兵府。
亲卫们守在门口，今日石敢当带队。
总兵上午不见客。
闭门深思。
王信坐在案几后，思考大同的未来。
刚来的时候，自己不过是一个孤儿出身的年轻人而已，能力有限，先做好自己，只有自己吃饱穿暖，满足了温饱，才有余力去想和做其他的事情。
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一镇总兵。
继续随波逐流，已经不合时宜，犹如自己与张吉甫之间。
随着自己的地位提升，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
以前他可以升自己的官，然后调走自己。
他付得起，自己也能接受。
那么如今。
他还给得起什么呢。
不光他，接下来朝廷都会猜忌自己，除非自己愿意放弃大同军镇，回到京城当一个闲散的将领。
王信敲着桌子。
最近大同做的事情，必然会引起朝廷的轩然大波。
比如追赃。
比如擅自改动制度。
巡查是御史的事，奖励和处罚则是兵部的事。
所以才有以文制武的说法。
粮仓、储备、钱财、军纪、器物、功劳、犯罪.御史巡查。
地方上的章程为州府上告一省，一省上告朝廷。
大同属于九边。
九边的御史直接上告朝廷，再由朝廷做出定夺。
报功和决断。
都不控制在武将自个手里。
这种方式并不好，非常的落后。
王信很肯定。
大明朱元璋最初制定的是文武分离，官员管理地方，勋贵管理军将，但是不负责具体军务，属于比较稳定的三角模式，可惜被打破。
最后反而在大清得到了落实。
勋贵、武将、文官。
虽然文官依然权力大，压着武官，但是武官上头还有勋贵。
勋贵又不能直接带兵，日常不接触军务，除非需要打仗的时候，或者特事特派。
大清勋贵是奴隶主。
所以官员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提都不能提，否则叫以下犯上。
文官到了曾国藩的高度，也不敢想对付勋贵。
没有政治的土壤。
和商业的情形一个样。
自古士农工商。
官员要控制一切，认为和宣扬只有官员才能治理好天下，天下的盛世靠的是官员们的管理。
但是到了大清。
士农工商都是奴才。
谁也不比谁高尚，买官卖官历来的末世现象成为常态。
但是有利必有弊。
有弊必有利。
世无绝路。
对商业的束缚，的的确确松过大明。
这个束缚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而是士农工商的传统气氛被破坏的基础上。
所以大清的税赋收的多。
因为商人可以做官，可以花钱买官，虽不至于和官员们平起平坐，但也不再是官员可以任意揉搓的取款机。
商人勇于做生意。
银子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对社会发展才具备经济价值。
官员们贪腐的银子只是他们个人和家族的享受，市场流通价值属性极低。
而商人们挣的钱投入再生产，那么循环的速度越快，社会的发展速度也越快，财富的增长速度同样更快，市场流通价值属性远高于前者。
最后市场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也增加了。
至于该怎么分。
这是社会问题，需要靠统治阶级的属性。
所以大清属于方法上歪打正着，可虽然方法对了，但根子无疑是歪的，因此哪怕税赋收的惊人，可实际效果却极其低下，最终落后的生产关系，社会还是逐渐失去活力。
社会陷入一滩死水，市场也就彻底萎缩，最终死气沉沉。
犹如大明和大清的改革区别。
大明的改革，向来是如何从利益阶级手里分出来一块，朝廷得到补偿，最好还能缓和一下民间的负担。
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如此。
包括张居正的许多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是嘉靖朝官员提过和尝试过的办法。
而到了大清。
大清的改革历来是如何先稳固自身的统治。
以史为镜。
大明是能力不足。
大清是根子错了和能力不足，但是歪打正着，运气不错，这个王朝自兴起就一向运气不错，主要的对手往往都是先自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