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爹的信
    韩老局长从省城赶回来,拄着拐杖站在麦克风前面把程大柱的生平介绍从头念到尾。

    打到末尾几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老花镜片上被灯映出一层极薄的雾。

    他说程大柱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打过鬼子打过老蒋,在山西的山沟里带着连队跟敌人周旋了整整一年。

    他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装过孙子,也从来没有在矿上整过人。

    赵德海整他的时候他拍桌子,省煤炭厅的人来调查他的时候他说身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散会以后韩老局长在走廊里握住秀兰的手,说程大柱当年在部队里教他挖战壕,深浅刚好能护住人,他说他这辈子挖得最深的不是战壕,是把建国的腰给护住了。

    秀兰没有把手抽回来。

    矿业集团的马董事长来了。

    他说程大柱是矿务局的老人,矿务局改制成矿业集团以后他本来可以享受更高的退休待遇,但他从来没跟组织张过嘴。

    他住的还是北区那三间砖瓦平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矿上发的搪瓷缸子。

    马董事长说话的时候许翠兰拄着拐杖坐在最后一排,拿手背压了一下眼角。

    赵雅琴从省城寄来了挽联。

    敬挽程大柱同志,一生硬气从无二心,半世家国全在煤城。

    落款是赵雅琴敬挽。

    秀兰把挽联挂在灵堂墙上,挂在程大柱那张遗像旁边。

    遗像是孙爱莲选的,是程大柱退休那年矿务局给他拍的证件照。

    照片上他穿着那件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

    眉毛还是粗的,眼睛还是亮的。

    追悼会结束以后孙爱莲一个人回了家。

    秀兰把亲友送走以后推门进院子,看见孙爱莲坐在八仙桌旁边。

    桌上搁着程大柱的搪瓷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凉茶。

    她面前放着小碟子里那三粒没吃过的药片,白的黄的蓝的。

    她把药片拨到搪瓷杯旁边,又把从老战友通讯录里掉出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翻过来。

    照片背面挨着退下来的老式肩章,肩章旁边放着程大柱当副局长时用过的一枚铜质印章,她把这些东西一一收进她装毛线团的铁盒子里,然后拿起抹布慢慢地擦着桌沿那道干涸的杯底印。

    秀兰在她旁边坐下把搪瓷杯里那半杯凉茶端起来走进灶房续了热水搁回她手边。

    孙爱莲把搪瓷杯子用两只手捧着搁在膝盖上,说这缸子跟他去了多少趟省城开了多少次会,盖子磕掉了一块漆,缸身上印的矿务局字样都被他洗得模糊了。

    以后不用再洗了。

    她的声音不大,像在跟自己说。

    程大柱的骨灰安葬在矿区东山坡的公墓里,跟何文远的墓隔了一条走道。

    下葬那天杨树的芽苞刚裂开,露出里面嫩绿的叶尖。矿区的春天来得晚,但终于来了。

    孙爱莲站在墓前把军大衣上那三个焦洞叠在骨灰盒上,叠得整整齐齐。

    何建设把土一锹一锹撒上去。

    秀兰站在程建国旁边,程建国拄着拐杖,手背上沾着刚从果园新嫁接枝条上蹭下来的泥。

    从东山坡往西看,能看见河滩上那片苹果园和井架的天轮。

    天轮还是一圈一圈地转。孙爱莲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沿着公墓的石阶往下走,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两条紧紧挨着的走道。阳光刚好落在那两个位置之间。

    何文远走后第七天,秀兰开始收拾他的遗物。

    矿务局子弟中学的教职工宿舍在他退休以后一直保留着,后来学校扩建,那排平房拆了,他的东西搬回了北区,堆在程大柱和孙爱莲住过的那间屋子里。

    秀兰推开那间屋子的门,屋里拉着窗帘,光线很暗。

    她拉开窗帘,太阳从杨树的枝条中间漏进来,照在靠墙的旧书桌上。

    书桌是何文远从农场回来那年程大柱找人打的,木料用的是矿上废弃的轨道木,桌面刨得平整,四个角拿砂纸打磨过。桌上摞着两排书,最上面是那本翻旧了的《新华字典》,旁边搁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

    字典下面压着一沓作文本,是何文远最后一次代课时还没来得及发还给学生的批改本。

    秀兰把作文本一本一本翻开看了看,每篇作文后面都有他用红笔写的评语,字迹横细竖粗。她把作文本摞整齐,拿麻绳捆好,搁在一边。

    书桌抽屉有三层。

    第一层放的是文具。

    几支磨秃了的铅笔,一把削笔刀,一盒回形针,半块橡皮。

    还有一沓空白的教案纸,最上面那张写了一半,是何文远的字。

    教案日期停在他最后一次去学校代课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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