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文景时代，说那个时候吏称其职，人安其业，也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文景时代的吏禄其实也很低，之所以文景没有出现左雄口中的那种吏祸，是因为当时朝廷的施政方针仍是黄老无为之治。
这种无为之治落实到基层小吏的层面，使得他们的工作任务也很轻松。
正因为没有严苛的考核与惩罚，很多吏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于将职位传给了子孙后代。
西汉早期，和秦朝一样奉行的是官僚举荐制，小吏世袭制。
地方斗食小吏一直在本地生根发芽，无为而治，社会安宁，不打仗就不存在摇役，为了维持乡里关系，还会对老乡手下留情，到了武帝以后朝廷有考核标准，要实行奖惩制度了，国家要有为，要开拓四方。
很多小吏完不成朝廷指标，就只能祸害乡里。
各种各样的考核和惩罚降临在基层小吏头上，那就是天大的灾难。
仅从地方郡县押送壮丁上前线这一项摇役，就足以将这些基层之吏压垮。
他们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路上的吃喝，更别说还得打点上司。
平常时日住在乡里，这些基层之吏已经衣食匮乏，有个什么大的工作摊派下来，他们就要变卖牲畜与家产完成朝廷指标。
于是乎，一旦遇到朝廷更改政策，就等于变相加重了小吏盘剥百姓的强度。
汉宣帝时颁布了一道诏书，内中说，治道衰亡的根源之一，是吏不能廉洁公正。
为了让小吏们不再将手伸向底层百姓，汉宣帝决定给百石以下的基层之吏每月增加十五钱的俸禄。
但效果还是不大，这点钱不能改变小吏的生活现状。
宣帝驾崩后，西汉王朝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元气，直到灭亡。
东汉承接了西汉全部的弊端，到了桓灵二朝，为了解决军费和财政困难，先后两次大规模削减官吏俸禄，并向地方诸候王借钱打仗，国库早就空了好几代人了，到了曹魏朝官员俸禄甚至已到了汉朝的五分之一了。
由是可以想象，民间是什么样子。
整个朝廷上下全都是付费上班的模式，官员还好，都是豪强出身，有家底儿可以买官，当大官还能捞钱。
但县乡里就不一样了，基层小吏付费上班就没有多馀的生存空间，毕竟治理天下靠的不是皇帝，而是地方上的一个个斗食小吏。
这些基层小吏没钱，百姓更得受苦。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国家灭亡的速度，打赢战争，桓灵二帝两度增加百姓田亩税，百姓贫苦，小吏贫苦，整个国家穷的叮当响。
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被小吏剥削的难以生活的百姓开始卖田卖身，大姓豪强从而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田亩和人口。
从汉和帝开始，东汉人均耕地亩数逐年下降，人口却逐年增多，到了桓灵二帝时期，人口矛盾与土地矛盾严重激化，不少自耕农只能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
同时，针对豪强的赋税却越来越收不上来，地方官相互包庇，隐瞒私产。
到了灵帝时，已经夸张到了豪强赋税一百税一的程度，这还只是可能。
大部分情况下，大族豪强，人人自称家世清白，家无馀财，清廉贫苦，根本查不到他们名下有多少土地，可能一百税一都做不到。
反而是从文景开始的百姓名为三十税一，实则有十税五的制度，在经过层层小吏盘剥的情况下，对自耕农的赋税可能达到了有赋税十之六七的程度。
文景时代其实剥削也相当严重，但是相较于其他世道，无为而治的时代，只要不打仗，百姓是真的能活命。
人们追思文帝，认为他是和尧舜齐平的圣人，那是有时代光环加持的。
再不能休养生息的时代，就不存在真正的盛世。
因为所有的盛世，也都是靠着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
王朝走向末日，那也不光是百姓不好过，底层小吏也不好过，边塞士兵也不好过，于是手里有武器的边军抢掠百姓，小吏仗着权势欺压乡里。
整个王朝的统治机构都变成吸血机器，每个人都在吸血，吸得越快，王朝坍塌的越快。
不管再好的政策下达下去，那一到基层完全就变味了。
简雍嗤笑一声，语带讽刺：“可笑的是，那些豪强大族田连阡陌，却只需百里税一。寻常百姓仅有薄田数十亩，反倒要十税其五。经过层层盘剥，所馀不过二三。这样的世道，百姓不反才是怪事。”
“那些刚归附的牧民可不是内地被欺负惯了的汉人，皇甫义真敢这么强征暴敛，是要出大事的。”
杜畿吓的连忙提醒道：“这可是京都，宪和不要口无遮拦。”
简雍喝了口酒：“我说的是实话，朝廷又没钱给，想借着由头白拿马，那小吏为了完成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