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總工說正在看。
任正非說了一句話，語氣很平，但電話那頭的老鄭聽得出來，這個人心裡正在翻滾：“我們華為，以後也要培養自己的數學家。”
北方，川南。
那個曾給陸沉寫過兩封信的中學生正在上課。
他的數學老師拿著報紙走進教室，把講臺上的三角板和粉筆推到一邊，把報紙攤開，對全班學生說：“今天不講新課，今天我們讀一篇文章，關於一個人，他今年只有十幾歲，但他解決了一個全世界所有科學家加在一起都沒能解決的數學難題，他叫陸沉。”
教室裡安靜下來，坐在後排那個曾經寫信說自己成績不好但喜歡拆收音機的男生，把腰桿挺得筆直，眼睛亮得嚇人。
他第一次覺得，自己離報紙上那個名字，並不遠。
大洋彼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那位在彼得羅夫斯基年會上提議定名的老院士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面前攤著一份從中國寄來的《人民日報》影印件。
他的秘書幫他翻譯了評論員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念給他聽：“他用一支鉛筆，把中國數學的名字寫進了世界的版圖。”
老院士聽完，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站起來，走到書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年鑑，翻到PDE里程碑那一頁，用鋼筆在1994這一行的旁邊，親手補上了一行手寫的英文：“謝苗諾夫-陸沉解，發現者：陸沉（中國）。”
當天傍晚，陸沉在聯合平臺的辦公室裡接到了這份《人民日報》影印件。
他把報紙攤在桌上，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窗外是BJ初夏的晚霞，衚衕裡傳來鄰居家炒菜的滋啦聲和收音機裡的京劇，白楊樹的影子被拉得很長。
林知夏從實驗室出來時，辦公室裡只剩陸沉一個人。
他坐在桌前，面前攤著那份報紙，手裡攥著那塊從川南帶回來的石頭。
他的目光落在評論員文章的那行字上：“少年強，國強”。
他把報紙合上，拿起鉛筆，翻開筆記本新的一頁。
林知夏問他：“你不去吃飯，”
陸沉說：“先寫幾行。”
“寫什麼？”
陸沉沒有回答，但筆已經動了，寫完之後，他擱下筆，站起來走到窗邊。
窗外的北京城正漸漸沉入夜幕，遠處電報大樓的鐘聲穿透晚風傳來，沉甸甸地響了七下。
他手裡的石頭被攥得溫熱，和幾年前在川南山洞裡撿起它時一樣溫熱。
——
《自然》雜誌的記者是在兩天後到的。
一個名叫凱瑟琳·霍普金斯的女記者，四十歲左右，栗色短髮，戴一副金屬框眼鏡，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博士出身，轉行做了科學記者，在《自然》幹了十一年，以採訪風格犀利著稱。
她的準備工作做得極其充分。
來BJ之前已經讀完了陸沉發表過的全部論文，包括那篇十四歲時寫的六頁《數學學報》文章，也包括謝苗諾夫方程那三十六頁預印本。
她還請劍橋大學數學系的一位教授給她開了三天小灶，專門講謝苗諾夫方程的來龍去脈，就是為了採訪時不被專業術語擋在門外。
採訪安排在北大一間小型會議室裡。
一張圓桌，四把椅子，牆上掛著一幅華羅庚的黑白照片，窗外的銀杏樹正是最旺的時候，金色的葉子鋪滿了窗臺。
凱瑟琳來之前提了一個要求：希望採訪是一對一的，不帶助理，不帶翻譯。
陸沉同意了。
凱瑟琳到的時候，陸沉已經在會議室裡了。
他還是穿著那件藍色工裝，帆布包放在腳邊，桌上放著一杯已經涼了的白開水。
凱瑟琳伸出手，用一句提前練習過的中文說了“你好”，然後切換回英語。
採訪從上午九點持續到十一點半。
凱瑟琳的提問風格確實犀利，但犀利的不是措辭，而是角度。
她很少問“是什麼”。
她總是問“為什麼”。
“陸先生，您解謝苗諾夫方程的時候只有十六歲，國際上有人質疑說，這個年齡不可能獨立完成如此複雜的數學工作，是否存在團隊合作未署名的情況？”
“謝苗諾夫方程的核心難點在於高維空間中的邊界條件定義，我在兩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已經證明了非標準傅裡葉級數在高維的收斂性，那篇論文是獨立署名，把那個框架推到謝苗諾夫方程上，這一步不需要團隊。”
“您提到了兩年前的那篇論文，十四歲獨立發表被《數學學報》接受的學術論文，這在西方數學界也是極其罕見的，您的數學啟蒙來自哪裡？”
“來自錢老。”
凱瑟琳沉默了兩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