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晚顧不上接話了。
她手裡的紅筆掉了，滾到桌腳旁邊，她沒有彎腰去撿。
她的眼睛死死盯著黑板上正在成形的東西，嘴唇微微張開，呼吸變得很湣?
她本科在北大學了四年數學，見過最聰明的人是什麼樣的。
但她沒見過這種推法。
每一步都踩在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線上，每一行都像是在對著一個看不見的對手說“你錯了”。
寫到第二十步的時候，整個辦公室只剩下粉筆的聲音。
那是一步歸約。
那個方程寫出來的時候只有短短一行，短到讓人不敢相信它能裝下之前那二十步裡所有的物理和數學。
陸沉退後了一步，把粉筆放進粉筆槽裡。
辦公室裡的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樣，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動。
窗外梧桐樹上的鳥兒忽然叫了一聲，那聲在寂靜裡炸開。
馮晚是第一個出聲的。
她發出了一種介於嘆息和哽咽之間的聲音。
她蹲下去撿掉在地上的紅筆，蹲下去之後沒站起來，就那麼蹲著，把臉埋在膝蓋裡。
陳淮後來跟人說起這一幕的時候用了四個字：“她哭了。”
嚴格來說馮晚沒有哭，但她的眼眶確實是紅的。
一個在北大數學系拿了四年第一、在孫教授門下被所有師兄公認為最冷靜的師妹，在看到一行公式的時候眼眶紅了。
陳淮站在她旁邊，嘴張了好幾次又合上。
他想說點什麼。
說這不可能，說你才十六歲，說這道題我搞了大半年連門都沒摸到你一來就把它炸了。
但這些話在他喉嚨裡堆成一團，一個字也出不來。
他忽然意識到一件事：他從頭到尾都在場。
從陸沉擦掉他的公式開始，到寫下那行方程結束，每一步他都在場。
這是他這輩子離一個數學物理突破最近的一次。
近到粉筆灰能落在他的袖子上。
他將來可以跟他的學生說“那天我在”，這四個字的分量，比他手裡那沓半指厚的演算紙加起來都重。
孫教授站了起來。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的速度很慢，不是老年人骨頭硬了的那種慢，是一種刻意的、需要穩住自己的慢。
他的菸斗在桌上冒著青煙，菸灰缸裡堆滿了剛才磕出來的灰。
他走到黑板前面，彎下腰，湊近了看那行方程，鼻尖幾乎要碰到黑板了，撥出的氣在粉筆字上蒙了一層薄薄的水霧。
他看了很久。
久到陳淮和馮晚互相看了一眼，不敢出聲。
孫教授做了一個動作，他把粉筆從粉筆槽裡拿起來，走到那行方程右邊的常數項旁邊，畫了一個圈。
那個圈畫得很小，很細，像是生怕碰壞了什麼。
“這個常數，”孫教授開口了，聲音跟平時上課時完全不一樣，是乾的，像砂紙擦過木頭，“1975年我在莫斯科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蘇聯科學院有一位叫謝苗諾夫的教授，他推導過一個跟這個非常接近的方程。”
“他推了兩年，最後卡在了這個常數上，1976年他去世了，突發心肌梗塞，走的時候才五十二歲，那篇論文的手稿一直鎖在他辦公室的抽屜裡，沒有人知道後來怎麼樣了。”
他轉過頭看著陸沉。
“你今天把這個常數解出來了。”
陸沉站在那裡，藍色工裝上沾了幾道粉筆灰，右手手指上全是白粉。
他的表情很平靜，但在場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他對著黑板微微點了一下頭。
不是對著孫教授點，是對著那個被圈起來的常數點。
那個姿勢只維持了一秒不到，但陳淮看到了，馮晚也看到了。
他們同時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這個少年不只是在解題，他是在跟什麼東西打招呼。
跟那個1976年死在莫斯科的蘇聯教授。
跟一個等了將近二十年、穿過解體、穿過停掉暖氣的冬天、穿過謝爾蓋手裡那本舊報紙糊封面的筆記本、才終於被人撿起來的答案。
孫教授把粉筆放下，直起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那口氣像是一個把重物扛了很久的人終於把擔子放下來，全身的關節都在響。
“陸老師，這篇論文你不用答辯了，我現在正式邀請你，把今天的推導寫成論文，以第一作者身份投給《中國科學》數學物理版。”
“我當通訊作者，陳淮和馮晚協助你整理成稿，算共同作者。”
他頓了一下，扶了扶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鏡，鏡片後面的眼睛不像是五十幾歲的人的眼睛，像一盞被重新點亮的老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