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小时，他坐在喧闹的食堂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扫视了视野中的100个人。

    随着扫视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心沉了下去。

    在这100个人中，竟然有12个人的基因中，蛰伏着三号样品“痛苦”。

    这种蛰伏是隐性的，基因层面的，在身体表现上没有任何异常。

    若是仅仅只看灰色光点下的滚动字符，也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难怪他以前没有发现。

    第二个小时，他坐在阶梯教室上课，将观测的人数扩大到了200人。

    这次的结果是35个。

    不仅是数量，更让徐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携带者的身份构成。

    在携带者中，有各个院系的学生，有负责打扫楼道的清洁阿姨，有体育特长生，甚至，还有两个海外留学生。

    为什么？

    这些人完全没有联系，完全不相干。

    1938年庞德凯在防空洞的人体实验规模并不大，源生生物研究所同时期也只捐建了十七座难民防疫站。

    为什么在短短87年、四代人的时间里，

    徐夏看到的这段基因，大部分都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携带者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

    徐夏站在教程楼的走廊上，望着窗外的校园。

    既然三号样品是“痛苦”，那么这段休眠的基因，或许只有在人类肉体和精神承受极端痛苦的时候，才会被真正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