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的秋天，继录者在药铺补货时，铺子的掌柜说了一句：“听说沿海那边有倭寇作乱，南方的商路不好走。今年冬天恐怕药材会断货。”继录者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
隆庆四年正月，北京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从除夕夜开始下，一直下到正月初三才停。继录者推开门时积雪已经齐膝深了。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片白茫茫的巷子，然后回屋拿了铁锹，在门前的积雪里铲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他沿着那条通道一直铲到巷口时，在巷口外的雪地里看到了几行脚印，像是有人在他之前已经走过一趟了。他顺着那几行脚印的方向看了一眼，它们沿着街市延伸向远方，在拐角处折了一个弯，然后被新雪覆盖了一半。他低头看了一会儿那几行即将消失的脚印，握着铁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沿着铲出来的路走回了济世堂。
隆庆四年夏天，南方洪水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人们说江西、湖广、福建好几个省都遭了水灾，房屋倒塌无数，灾民流离失所。继录者从街市上听说那些消息时，手里的药包在日光下泛着干燥的暖意。那天傍晚他坐在灯下，继录中写道：“南方大水，灾民流离。药材的运费又涨了，几味常用药已经断货了。”
隆庆五年春天，继录者收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信是那位曾经来济世堂求过药的中年人写来的，说他带回去的药材在村里用上了，几个病人的症状有所改善。他在信末写道：“先生，我们村今年种了一些草药，虽然不多，但够自己用了。”
隆庆五年秋天，济世堂来了一位穿着半旧青衫的中年人。那人约莫四十出头，面容清瘦，目光沉静。他在诊案前坐下，先报了自己的姓名：“先生，在下姓沈，从南京来。”他微微一顿，像是这句话在舌尖停了一下才放出来。他静了一静，继续说下去：“我父亲年轻时在柳叶巷住过，他见过沈砚先生。”继录者抬眼看了他一眼：“你父亲还在世？”那人摇了摇头：“已经走了。临走前他让我来北京，到槐树巷的济世堂看一看。”继录者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就坐一会儿。”
那人没有久坐，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安静地环顾了一圈诊堂，目光从药柜扫到桌案，从桌案到窗台，最后落在那把旧椅子的扶手上停留了片刻。他站起身来朝继录者微微躬身：“多谢先生，我没有别的事了。”他转身走出了诊堂，沿着槐树巷向南走去。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没有起身，等他走出巷口，才重新低下头，把桌案上摊开的药书合上，放回书架原来的位置。
同年冬天，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继录者从街市上经过时，药铺的掌柜正在和伙计低声议论着这件事。继录者没有停下来听，他在柜台前付了药钱，接过药包，拎着走出了铺子。
隆庆六年春天，新帝登基，改元万历。继录者站在院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那棵老槐树的新芽，没有进灶间。风穿过枝丫时带起一阵细碎的声响，像是去年的枯叶在枝条间翻了个身。他伸手碰了碰那根低垂的枝丫，叶片柔软而湿润，带着春天特有的生命力。他收回手，转身走进诊堂，在桌案前坐下来，翻开那卷旧书，翻到夹着那片干槐叶的那一页。叶片已经比从前更脆了，边缘微微卷曲，在指尖停留片刻后，他又合上了书页。
万历元年秋天，继录者注意到北京城的街市上多了一些新的面孔——操着各地口音的商贩和百姓，在街巷间穿梭来往。他听他们说江西的田地、湖广的河水、福建的海风，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明年的打算。他在继录中写道：“万历元年秋，城中的外地人比往年多了不少。有人说南方水灾后很多地方的人往北迁，也有人说北方在招佃户垦荒。街市上的口音比前些年杂了，药价还在涨。”
万历二年春天，济世堂来了一位面色青黄的年轻人。他在诊案前坐下后说，他从湖广来，家乡去年遭了水灾，庄稼颗粒无收，家里人都散了，他一路走到北京来投亲。他在路上染了病，发烧、腹泻、浑身无力。继录者让他伸出手来诊了脉，脉细数而浮，三部皆有湿滞，是水土不服加上长途跋涉耗损了气血。他开了一副温补的方子，又额外包了几包干粮，让年轻人带回去慢慢调养。
万历三年夏天，继录者在院子里晾晒新收的药材时，听见巷口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卖：“卖梨干嘞——宣府的梨干——”他放下手里的药材走到门口，巷口站着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人，担子两头挂着几只布袋。继录者叫住他买了一包，解开袋口时里面是切得厚薄均匀的梨干，色泽浅黄。他拿起一片放进嘴里嚼了一下，梨干微韧，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直到那块梨干在嘴里化尽，才转身回屋，把剩下的梨干倒进灶台角落的一只粗陶碗里，用一块干净的白布盖住碗口。
万历四年春天，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万历四年春，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