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始至终，甘纳特都不认为自己的好友，成为政治警察的一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最终，他还是共情了瓦尔特的种种不幸遭遇，两人继而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那种属于兄弟间的默契依然存在，只是彼此之间，终究是横亘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缝。
目送甘纳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瓦尔特在桌边又枯坐了一会儿。他让老贝克端上第二杯咖啡，耐心的等到杯壁不再烫手之后，才端起来一大口喝完。
放下杯子，瓦尔特慢悠悠地起身，推门走入柏林的街头。
不久，瓦尔特已独自站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钟柱旁边，内心陷入了长久的尤豫，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一边是红堡的柏林警察总局，一边是克斯滕街的政治科。
下午的阳光从云层后斜斜地照下来，把石板路上未干的积水晃得刺眼。周围尽是行色匆匆的过人和辘辘驶过的马车，这喧嚣的景象令瓦尔特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烦意乱。他索性在路口拐了个弯，顺着一条平时极少涉足的小巷朝南走去。
巷子并不长，两侧是公寓楼的后墙，墙面上爬着半枯的藤蔓植物。穿过逼仄的信道，眼前的视野壑然开朗，一座红砖砌成的哥特式教堂，正赫然立在左手边。
这是圣马利亚教堂，柏林的几座老路德宗教堂之一。
瓦尔特站在铜象旁边看了一会儿，然而他不是教徒，上一辈也不是。无论是死去的原主，还是现在的自己，重生以来的他，似乎还没有进过任何一座教堂的大门。无论它是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还是东正教的。
但另一方面，瓦尔特心中也明白，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依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宗教氛围。
如今的柏林市区，人口约为两百万，而170万新教徒和22万天主教徒就占据了绝对多数。与此映射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公务员，被视为社会道德和良好秩序的“楷模”，通常会按时参加教堂的礼拜日的活动，至少每周一次。
毕竟，教堂的钟声在每个礼拜日早上准时响遍全城，很少有人能够避开。这不仅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展示自身良好品行的“社交属性”，充分体现“政治正确”。
之前在夏洛特医院工作的时候，身为医生的瓦尔特，受到老师哈塞医生的深刻影响，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不会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更不会跑去教堂做礼拜。
如今的柏林，最为反对宗教的除了社民党和左派工人团体外，再就是医生、教授与学者，后者属于理性、冷静、基于科学的反宗教角色。
只是今日不同往昔，已作为“体制内一员的瓦尔特”，如果长期不去教堂，或者在重大宗教节日缺席，很可能会被上级及同僚认为“缺乏道德约束”，或是“思想偏于激进”，继而会影响未来的晋升，以及同僚对自己的信任。
。两个月前，老牧师穆勒曾因为急性肠炎住进过夏洛特医院，恰好正是瓦尔特接的诊。
老牧师前后在病床上躺了六天，等到退烧之后，恢复意识的穆勒便一直鼓动年轻的医生，一定要前往自己所在的圣马利亚教堂，参加礼拜日（主日）活动，继而“重新回到主的怀抱”。
毫无疑问，能引一名医生归入上帝的怀抱，其功德，远胜过感化千百个凡夫俗子。
那个时候的瓦尔特只是礼貌的笑了笑，既没有满口答应，也不会当面拒绝，直到老牧师出院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在自家教堂门口迎面撞上，穆勒哪里肯轻易放瓦尔特离开。老牧师快步迎上前，他一把攥住医生的手腕，压低嗓音道：“迷途的羔羊，是万能的主指引你到这里。”这话猛然扎进耳朵，令瓦尔特感觉头皮发麻。
但最终，这头“迷失的羔羊”还是没有拒绝对方的勇气，只好顺着老牧师的手势，朝着教堂大门走去。
两人走进主厅的时候，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助理牧师拦下来了老牧师，并在后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穆勒面色微变，随即回头朝瓦尔特抱歉的抬了一下手，示意他可自行前往主厅，然后跟着助理牧师走向侧廊尽头的屋子。
瓦尔特在主厅入口处站了片刻，但老牧师那边的事情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是结束不了。随即，他沿着侧廊走了几步，但没有到祭坛前面去，在旁边靠后，一处不引人注意的长椅上坐下来。
前方祭坛上，黄铜烛台托着几支未点燃的白蜡烛，洁白的亚麻桌布垂落如雪。阳光通过巨大的尖拱形彩绘玻璃窗射了进来，将红、蓝、金交织的光斑投射在祭坛前的地面上，整个教堂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残蜡气味，以及旧木头散发的幽香。
不久，教堂里的钟声在头顶上响起，铛铛铛了几声，馀音在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