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一笑，说：“三派意见各说各的，最后等仗打完了才知道谁对。我只是提个参考，不指望现在就有结论。”
伯爵看了下属一眼，没多说什么。瓦尔特随即站起来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等俄国人丢了旅顺，他们自然就想起来了。”
说完推门出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威廉大街77号那边，首相幕僚们的集体反对意见，其实正中瓦尔特的下怀。他早在说出那些判断的时候就知道，在日俄正式开打之前，没有人会真的把他的预测当成定论。
德国官僚系统的运转方式他很清楚，一份没有署名来源的简报最多只能引起注意，不可能改变决策。他要的就是这个，先让伯爵上司和帝国首相记住自己曾经的情报分析，或是大胆预言。
等到旅顺港真得被日本偷袭了，等到俄国舰队真得被困住了，等到满洲南部的战线真的开始往后退了，等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俄国将军们主动求和了……那些今天在会上争论不休的内阁幕僚们，自然会重新翻出自己的这份简报来读。
到那个时候，瓦尔特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普通军医官的个人看法，而是被战局验证过的预判。这个权威一旦立住了，后续那些关于远东民族主义者的建议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等俄国在远东吃了大亏，内阁的那群人就会开始认真考虑“东大方向”这个选项。等他们开始考虑的时候，瓦尔特再开口，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他那时提议德国逐步减轻在华的租界负担，把这些地方的政治包袱甩掉，转而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从中国换取钨、锰、镍这些战略金属，还有大豆、猪鬃、桐油等工业原料。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一建议就不再是“异想天开”，而是可行的战略转向了。
……
周二上午，瓦尔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重新出现在夏洛特医院二楼的走廊里，很是顺利的找到了刚刚结束巡房的哈塞医生。
此刻的哈塞医生，正站在台前翻阅一份病历，看见是瓦尔特，脸上浮出一个熟悉的笑意。
“科勒医生，你怎么来了？今天好象不是你轮班的日子。”他把病历合上，搁在台面上，顺手柄钢笔帽旋紧。
瓦尔特站在护士台前，双手自然垂在身侧。他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开口：“老师，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
哈塞医生注意到他话里的停顿，脸上的笑意收了一些，但表情仍然温和：“可以在这里说。”
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他说：“我可能要辞去夏洛特医院的工作了，最近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嗯，是替政府做一些事情，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好细说，但时间上会占用得比较多，恐怕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定期来医院值班了。”
他没有说“外交部”，没有说“情报”，只说了“替政府做一些事情”。这个措辞是他提前想好的，也算足够模糊，又不至于让哈塞医生觉得他有意隐瞒什么不光彩的事。
在1904年的柏林，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医生离开临床岗位去“替政府做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些医学背景的人出现在行政、军事甚至外交部门里，这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少见。
事实上，德国的文官制度源于其本土深厚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朔
普鲁士文官制度的内核特点，是强调专业化、考试选拔、绝对服从，以及终身制。这套制度是德国自身行政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英国更早实现了专业化和制度化……
哈塞医生听完之后，目光在瓦尔特脸上停留了几秒。他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哦，这样啊。”哈塞医生慢慢点了点头，伸手柄西装的领口整了一下，笑了一下，是那种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笑，
“说实话，我感觉有点惋惜。你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做事仔细，病历写得清楚，大家都说你医术高、脾气好。这样的好医生可不好找。”
瓦尔特没有接话，他的内心是非常感谢哈塞医生，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是眼前的老师帮助了自己。不仅如此，哈塞医生还顶着来自柏林医学院高层的压力，坚持聘用右手残疾的瓦尔特，成为夏洛特医院的实际住院医师。
哈塞医生继续说，语气里多了一分理解。
“既然是为政府做事，那肯定是正途了。你还年轻，趁着现在多试试不同的路，也不是什么坏事。”
说着，他把护士台上那本病历重新拿起来，随手翻开了一页，又匆匆的合上。然后哈塞抬眼望着瓦尔特，说了一句让瓦尔特感动的话。
“你以后要是哪天想回来了，夏洛特医院这边随时给你留着位子。助理医师办公室的钥匙我暂时不收回，你什么时候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