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闱前最后一场雪落在京城的时候，整座城市都像是被按进了一口沸腾的锅里。
礼部衙门的大门从腊月起就没关过，运送考卷的马车在雪地里碾出一道道深深的车辙。
国子监的号房提前半个月就住满了各地来的举子。
连带着棋盘街的笔墨铺子、书坊、茶馆都跟着赚了个盆满钵满。
客栈的屋价翻了三倍，来晚了的举子只能借住在寺院、会馆甚至民房的柴房里，一张草席一铺就是床。
整个京城的氛围都在紧绷著。
大周科举三年一开，春闱取士不过百余人。
而今年赴考的举子却超过了三千。
这三千人里，有簪缨世家的嫡子，有地方大员的门生。
有书院山长的得意弟子，也有像王安石那样在乡塾里苦熬了数年的寒门书生。
所有人都知道，二月九日那扇朱漆大门一开，龙门就在眼前。
跃过去，就是天子门生。
跃不过去，就得再等三年。
而三年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
九皇子的偏殿里，周行正伏在案上练字。
他的字比起两年前刚穿越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横平竖直，间架结构颇有几分颜体的风骨。
春兰在旁边磨墨，嘴里絮絮叨叨地说著春闱期间宫里头的规矩。
各宫主子不许私自见外臣。
皇子们除了每日给皇后请安外不许四处走动，连御花园都得错峰去，免得撞上来应试的贡士。
周行一边听着一边运笔，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他等这场春闱已经等了太久。
姚广孝、王安石、苏轼，三个六星级的人杰，在大报恩寺的后山桃林里苦读了大半年，等的就是这一天。
“殿下写完了？”春兰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宣纸上只写了四个字。
“静待花开”。
她歪著头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殿下的字越来越好看了，但这句话的意思她不太懂。
周行搁下笔冲她笑了笑，把宣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起身去给皇后请安。
翌日清晨，天还没亮透，三千举子便在礼部衙门前排起了长龙。
雪后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举子们有的揣着手炉跺着脚。
有的还在借着灯笼的光背最后的经义，有的和同伴低声交谈缓解紧张。
苏轼背著书箱站在队伍中段，手里捏著一个温热的烤红薯，那是李秀莲天不亮就给他塞的，说吃了能考状元。
王安石站在他前面，背脊挺得像一根标枪。
手里翻著一本翻卷了边的策论集，嘴唇微微翕动着，在默诵他自己整理的那套变法规要。
姚广孝没有排队，他早已脱下了黑色僧袍换上了一身青衫，站在不远处的柳树下，捻著念珠，闭目养神。
卯时正，礼部衙门的大鼓擂响三通。
朱漆大门缓缓打开，举子们鱼贯而入。
号房是一排排鸽子笼似的矮屋，每间不过三尺见方，一桌一凳一榻一灯，别无他物。
九天六夜，吃喝拉撒睡全在这三尺之地。
答不完不许出，作弊者枷号三月永不叙用。
中途病倒者由太医院派人入内诊治但不补时辰，这是大周科举的规矩。
熬不住的，不配做天子门生。
开考的鼓声落下，考卷发下来。
那一刻，三千举子同时低头，号房里只剩下翻纸的沙沙声和笔锋划过纸面的微响。
苏轼展开考卷，先通览了一遍。
帖经、墨义、策论，三道大题。
帖经是填空，考的是四书五经的背诵功底。
墨义是简答，考的是对经义的理解。
策论是压轴大戏，考的是一篇治国方略。
他把考卷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不急着动笔，先闭上眼睛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道衍给他押的策论方向。
帖经、墨义都是死功夫，策论才是拉开差距的地方。
他睁开眼，提笔沾墨，在草稿纸上写下策论的开篇第一句。
隔壁号房里，王安石已经开始答卷。
他写字的速度不快不慢，每一笔都端端正正，和他的人一样。
他没有打草稿的习惯，前世在熙宁变法中写了无数道奏章，条分缕析早已融入本能。
他的策论题目是《论当今田赋之弊与均税法之可行》。
他下笔如刀，从唐租庸调到本朝一条鞭，历数田赋制度的演变与弊端，痛快淋漓地指出当前田赋的三大弊病。
兼并日盛、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