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回頭，我去實地看看，調研以後再說，現在沒有調查，我就沒有發言權。我們黨的工作，好的要肯定，不好的也不用避諱。實事求是才是應該有的作風。不過，安芳同志，我感覺你今天白天有些話沒有說透。對於四川后邊的地位作用問題，你是怎麼想的，現在就你我二人，儘可暢所欲言。”
“好的主席。關於四川的地位作用問題。我的總結就一句話，四川需要的是穩定！各方面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只有四川穩定了，才可以充當全國建設的發動機，穩定的向全國輸出技術，人才。”
“這話是對的。那你認為現在有什麼不穩定因素嗎？”
“不穩定因素是有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金融上，失去了全國的支援，僅靠四川自己，資金缺口很大，財政體系，貨幣體系等都需要重新建立。經濟上，失去其他省份的上下游鏈條，很多行業實際上已經癱瘓，反過來加重資金壓力，對外支援的支付手段，變現渠道也需要妥善處理。政治上，一部分人覺得失去了中央壓制，內心蠢蠢欲動，妄圖擺脫黨的領導，新時期的人大制度怎麼更新迭代，進一步完善。社會上，一部分人覺得來到了一個大時代，之前積攢的戾氣就釋放出來了，想著要上躥下跳，其中不乏反黨反人民的壞份子。還有很多普通群眾與在外省的親人由於穿越而失散，失去孩子的老人怎麼養老，失去配偶的怎麼再婚，都是問題。還有解放軍戰士，大部分都是外省的，沒有了親人，失去了精神寄託，軍心士氣怎麼保持。還有整個社會的稅負怎麼釐定。這些都是影響穩定的因素。”
“安芳同志。有的同志私下在給我說，從你們帶來的資料看。你們不像是共產黨的領導，反而像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主席，在改開初期，社會上就有大量的關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討論。這個不新鮮。後來希賢同志發表談話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才慢慢平息下去。後邊有很多問題，有人就一股腦的歸因於我們走了資本主義路線，引進了很多壞東西，才帶來了這些問題。所以不僅僅是延安的同志會說，四川有人也這樣說。
主席問我的看法。那我就說說我的看法。還是那句話，任何事情必須放在對應的歷史環境下去看。必須要用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去看。在那十年結束以後。我們是什麼情況？社會千瘡百孔。解放三十年了。大量的農民還生活在赤貧狀態。一家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這不是故事，是真實存在的。
城市裡，沒有工作機會，大量待業青年無所事事，工廠企業要死不活，工資都發不出來。軍人待遇極低，裝備很差，美蘇第三代戰機都飛起來了，我們還在用抗美援朝時期的米格飛機。海軍像樣的大型艦艇一艘也沒有。就這種情況下，國家怎麼辦？不改革怎麼辦？可怎麼改？
只能是開啟國門走出去。但是當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們並不友好，而且他們的經濟也走下坡路。只能是與歐美西方國家打交道，做生意。一億件襯衣換一架飛機。能給換都不錯了。為了和他們打交道，只能和人接軌，學習他們的一些經濟上的東西。這個過程中也學進來了很多不好的東西。這是事實，我沒辦法否認。
但是我認為，要看我們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好的部分是否是主流。事實證明，希賢同志的決策是正確的。我們解決的是主要矛盾，是對絕大多數人民有益的。不提時代背景，不提社會主要矛盾。純扯路線問題，都是不講理的行為。”
“我明白了。安芳同志，你很善於用辯證法以及主次矛盾的理論來看問題嘛！那你說說那十年，你是怎麼看的？”
彭主任一下坐直了，這個話題太敏感了，主席，半夜三更的，這麼刺激真的好嗎？“我上次回答恩來同志說的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我的看法。這是真心話。那十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十年中，後來的變質問題，有決議檔案，我就不多說了。但是對於怎麼開始的，我覺得還是要去了解，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不能脫離背景談路線。
我給主席講個小故事。我一個叔叔，他是縣裡的幹部，十年中曾經被打到下放過。我問他是啥看法。他說主席是對的。我問為什麼？他回答說當年的社會風氣，政治環境，主席是迫不得已。所以主席是對的。我想這個叔叔的意見可以代表我的意見。”
主席鬆了一口氣，點上煙說道“是人就會有錯誤，我也會犯錯誤。安芳同志不能只說好聽的哦！”
“主席，我從來沒有否認過任何錯誤，我只是強調看待問題要結合時代背景去看。主席的一生，起碼二八開，八是主要的功績。比如，我們向蘇聯全面學習，全面倒過去，在當時都是無奈的必須。改開一樣的。不能因噎廢食！
“好。安芳同志，有今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