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残局，宋教仁案还在调查，国会还在争吵，袁世凯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几个读书人的死活，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但不放在心上，就是最大的宽容。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陆铮在师部办公室里，对吴佩孚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哥，你说，我们北洋打这一仗，到底图什么？”

    吴佩孚端著茶杯，没有回答。

    “图地盘？我们本来就有地盘。图权力？袁大人已经是总统了。图钱？北洋军的饷银还欠着呢。我们就图了个‘镇压叛乱’的名声。这个名声，好听吗？”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声音沉了下去。“二次革命，国民党输了。但他们输在军事上，不是输在道理上。宋教仁被杀，国会被解散，国民党被镇压——老百姓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国民党是对的，北洋是错的。只是北洋有枪，国民党没枪。”

    他转过身，看着吴佩孚。

    “枪打得死人，打不服人心。”

    吴佩孚沉默了很久。

    “三弟，你说得对。但有些事，不是我们能改变的。袁大人要打，我们只能打。袁大人要镇压，我们只能镇压。北洋的兵，听袁大人的，也听你的。但你的话，袁大人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陆铮走到桌前，坐下，拿起那份名单，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把名单锁进了抽屉。

    “大哥，我在留后路。不是给北洋留后路，是给中国留后路。”

    吴佩孚看着他，目光深沉。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铮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得发涩。

    “国民党不会死。他们流亡日本，还会回来。到时候，北洋还在不在，不知道。但中国还在。中国需要有人做事，不管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

    他放下茶杯，看着吴佩孚。

    “我今天放过的人，以后也许会帮我。也许不会。但至少，他们不会恨我。”

    事后统计，陆铮在二次革命后利用职务之便，以“证据不足”“取保候审”“遣送原籍”等各种理由释放国民党中下层人员六十七人。这些人中，后来成为学者、教育家、实业家的有十几人，重新加入国民党的有二十多人，从此不问政治的三十多人。没有人知道陆铮做了什么。

    但在多年后，有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到处抓人杀人。唯独南京的北洋军，没有杀一个人。那个师长姓陆，他是北洋中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