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三厂后勤办公楼，二楼尽头。
赵主任的办公室门关着，窗帘拉得严实，日光灯管嗡嗡发颤，把满桌子的烟灰照得灰白。
刘胖子坐在铁皮桌对面，帆布挎包搁在膝盖上，拉链半开。他叼着烟，烟头明灭，嗓门压得极低。
“赵哥，光卖饭斗不过他。赵刚那手艺，工人嘴不瞎。”
赵主任没接这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夹着一根没点的红塔山，来回转。指甲盖把烟纸搓出一道褶子。
“换个路子。”
赵主任坐直了，把那根烟叼上，打火机咔嗒响了两声。
“他有照没有？”
刘胖子的眼珠子转了一圈。
“没有。三轮车也是违章改装的，早该收了。”
“去找老马。”
赵主任吐出一口烟，声音从烟雾后面飘出来。
“市场管理所的老马，去年中秋咱送了两条烟一箱酒。”
刘胖子的屁股往前挪了挪。
“让他带人去厂门口查。三轮车扣了，炉子没收了。一个摆地摊的，能怎么着？”
赵主任掐灭烟头，指尖在桌面上笃笃笃敲了三下。
“明天一早你去办。别拖。”
“成。”
刘胖子拍了拍挎包，站起来。
“赵哥，那厂门口赵刚的摊——”
“先撤回来。”赵主任摆手。“等那小子的车被扣了，工人没地方买饭，食堂自然就活了。”
刘胖子咧嘴笑了一下。门牙上夹着一丝烟草。
“得嘞。”
他拉开门出去。走廊里的拖鞋声啪嗒啪嗒拖了一溜，拐弯，消失了。
赵主任独自坐了会儿。他拉开抽屉，翻出一瓶二锅头，拧开盖子灌了一口。辣得龇了下牙。
挺好。
他把灯拧灭，哼着走调的《纤夫的爱》，锁门。
钥匙揣进兜里，皮鞋踩着水泥楼梯往下走。
走廊另一端。
厂办大楼三楼的灯还亮着。
沉青山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没有茶杯，没有烟灰缸。只有三摞帐本，一盒红色圆珠笔芯，和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
台灯的光圈罩住帐本翻开的那一页。数字密密麻麻，手写体，歪歪扭扭，有几处明显涂改过，涂改液的白疙瘩还带着棱角。
沉青山的手指按在其中一行上。
“十月七日，采购一级前腿肉，一百二十斤，单价三块八，合计四百五十六元。”
他翻开旁边那摞出货单。同一天。肉联厂的批发凭证，盖着红戳。
“冻猪肋排，一百二十斤，单价一块九。”
一级前腿肉，三块八。
冻猪肋排，一块九。
同样的重量，帐面价格翻了一倍。中间的差额，二百二十八块。
沉青山拿起红笔，在这一行上画了一个圈。
第三个了。今晚第三个。
他往前翻。九月的帐。八月的帐。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数字游戏。精米帐面进了八百斤，他下午亲自带人去仓库清点，实际库存二百零三斤。差额五百九十七斤。
去哪了？
沉青山合上出货单，翻开第三摞——财务报销凭证。
报销单上的签字：经办人刘国强，审批人赵德明。
刘国强，就是刘胖子。
赵德明，赵主任。
沉青山的红笔在纸面上又圈了一个。
十七个。
三个月的帐，十七处硬伤。每一处都是进货单价虚高、出货品质降级、差价流入私人口袋。
最小的一笔，三十六块。最大的一笔，六百二十块。
合计——沉青山按了几下计算器，液晶屏上跳出数字。
四千八百一十七块。
三个月，将近五千块。
这个数字放在1993年，够买一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外加一台双缸洗衣机。
而厂里三百多号工人，工资拖了三个月没发。
沉青山把红笔搁在桌上。笔帽没盖。
他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梁，捏了很久。
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他三天前让人从城南农贸市场带回来的。里面装着一张纸——肉铺老板提供的回扣流水明细。
不是沉青山逼出来的。
是肉铺老板自己慌了。
上个月市场管理所例行检查，查出那批发青发紫的冻肉来路不正。肉铺老板怕事情牵扯到自己，主动找到厂办，交出了和刘胖子之间的回扣往来记录。
每一笔都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