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军事博物馆的二战展厅里，自由法国的展区只有一面不起眼的玻璃柜。
柜中陈列着戴高乐在伦敦发表抵抗宣言时使用的BBC话筒复制品，旁边是几张泛黄的照片：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检阅殖民地部队；勒克莱尔在乍得沙漠中驾驶吉普车；自由法国旗帜在西非某处哨所升起。
玻璃柜的标签上用法文印着简短说明：
“自由法国运动（1940-1944），由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的海外抵抗组织，为法兰西解放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这面展柜正对面的巨幅浮雕墙上，占据整个展厅视觉中心的，是朱安将军在巴黎解放典礼上骑战马通过凯旋门的青铜塑象，是达尔朗将军在土伦港升起三色旗的油画复制品。
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
一位退休历史教师在带学生参观时被问及戴高乐为何没有成为战后法国的领导人，老人摘下老花镜沉吟片刻后说，他回来得太晚了，当他的船抵达时，港口已经升起另一面旗。
当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翻开《战后法国史》教材时，他们读到的解放叙事是以1942年十月朱安将军率领第四共和国陆军进入巴黎为开端，以达尔朗舰队在土伦港升起三色旗为像征。
在官方历史叙事中，抵抗运动的领袖是朱安和达尔朗，他们在维希政权内部忍辱负重，最终在意大利的支持下完成了法国的解放。
至于戴高乐，教材中会提及他在伦敦的广播演说，并将其称为“流亡抵抗的像征”。
但在考试大纲中，这只是一个非重点章节。
学生们更熟悉的是朱安那张进入巴黎时的照片，以及达尔朗在《罗马密约》签字仪式上与刻律德菈握手的影象。
在诺曼底，每年6月6日的纪念仪式上，老兵们佩戴着第四共和国的勋章，在朱安的雕像前献花。
偶尔会有英国游客停下来拍照，但法国本土学校的修学旅行从不把这里列入行程。
戴高乐在战后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年，在议会发表过几次言辞激烈的演说，在报纸上撰文评击《罗马合约联盟》对法国主权的侵蚀。
但自由法国的席位从未超过一成五，他本人在多次竞选活动中始终无法突破保守派乡村和退伍军官这一狭窄票仓。
他曾多次参选总统，最好的成绩是在1953年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败给了社会党与人民共和运动的联合候选人。
当1949年代罗马合约联盟全面落地、法国经济借助意大利贷款和鲁尔工业合作实现持续增长后，他的民族主义叙事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
法国人更关心的是工资、面包和殖民地改革，而不是他反复强调的“完全独立外交”。
他晚年退出政坛，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村的旧宅里。
他在那里撰写回忆录《战争与流亡》，将刻律德菈称为“本世纪最精明的棋局棋手，却是法兰西主权永久的枷锁”。
他写道，她从不吞并法国的领土，她只是让法国在经济上无法离开环地中海市场，在军事上无法离开意大利的核保护伞，在殖民地问题上无法离开罗马的外交支持。
她给了法国体面，但体面的代价是永远无法独立于她设计的地中海秩序。
他每天清晨在乡间小路上散步，偶尔有从巴黎赶来的记者想要采访他。
1970年代初，戴高乐在科隆贝去世，葬礼只邀请了家人和几名自由法国时期的老战友，勒克莱尔在他墓前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第四共和国政府在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为他举行国葬，但规格低于朱安逝世时的全国哀悼日。
舒曼在葬礼上献了花圈，致悼词时称他为“法兰西民族之魂的守望者”——不是解放者，不是拯救者，是守望者。
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罗马合约联盟逐步演变为以意大利为内核的多边政治经济共同体，法国官方史学开始系统性地重构抗战叙事。
朱安将军的回忆录与达尔朗的海军日志被整理出版，成为研究法国战后重建的一手文献。
戴高乐的《战争与流亡》虽然也被出版，但在官方推荐书目中排在较后的位置。
在国民议会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辩论中，教育部长，一位人民共和运动资深议员曾如此表述政府立场：
戴高乐将军是法兰西民族不屈精神的像征，但解放法国的，是留在本土、忍辱负重、最终配合联军完成光复的那些将领和士兵，历史必须公正地对待所有为法兰西解放做出贡献的人。
这段发言被《世界报》全文刊登，后来被写入新版教科书的序言。
在巴黎政治